秦建云

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

海南Ischool微城未来学校校长

北京均优教育研究院学术顾问

9月28日晚，由均优教育策划的校长思享会活动在半书房文化空间开启。夜幕缓缓降临，少年笛声吹起，在均优教育研究院章国顺老师的主持下，沙龙氛围渐起。

秦建云校长做客半书房，他说先不说教育，他回忆起2010年，李希贵校长任命他担任北京十一学校课程研究院院长一职的故事聊起。

“我这个课程研究院院长，当时可是光杆司令一个，干什么真不知道。怎么干起来的呢？和今天晚上一样，靠聊天，十一学校的课程变革是从聊天开始的。……当我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只坚信一条，不管是什么部门，既然是教育，这个部门一定是对老师产生帮助的，要去了解老师痛苦和难受的地方在哪里，利用我们在资源上的优势，尽量帮助老师去摆脱这些痛苦。我就是在聊天中，逐步开启我的工作，估计那半年大约是270多人次的聊天，一个一个的聊。回去后，把聊天中听到的老师们说的那些不舒服的写一写，分分类，统计统计。在分类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课程问题和课程分类问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也渐渐发现，好多事，好多大事，好多很好的事，不是在严肃地报告中，而是在轻松的聊天过程中找到的。所以，无论我到那个学校，这个学校一定要有聊天的机会，做一个咖啡阅览室，聊什么？不要限制，敞开聊，在别人的叙述中找到问题的解决的办法，就会对某个问题产生共识，聊天是我们平常很多工作无法替代的。”

 

秦建云校长的“聊天工作法”，引起大家的共鸣，我们学校确实太缺少聊天的氛围。“常聊聊天吧！”学校应该要有一个个轻松舒服的聊天环境。

“常聊天吧！一个家庭能聊聊天，和睦；一个单位能常聊聊天，和谐；当我们遇到困惑的时候去聊聊天，我们可能就轻松很多；当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再去聊聊天，那可能我们就明确了方向；当我们老师和家长之间产生误会之后，我们去聊聊天，最后会发现想法是一致的。”

 

顺着话题，秦建云校长着重分享了北京十一学校变革当初的过程，我们庆幸有这样的机会听到北京十一学校变革背后更真实的故事。

 

“这个过程，过去了就看不到了，也有记录，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复杂的过程，记录的大部分都有误，不太真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场景很难真实地记录，一定有记录者自己的理解在里边，而我们自己的理解往往缺乏了当时的真实。”

 

关于取消行政班的变革，当初十一学校是如何开始的？秦建云校长从自己的任教的班级学科学习情况剖析行政班教学的问题——学生学习层度差异无法解决，统一教学使学生无法主动学习和自己学科水平关联度更大的内容。背后的真实故事，让我们听见了秦校长团队的行动智慧。

“第一件事，就是以行政班为单位的教学结构，给老师们产生的压力就是差异太大，老师很难照顾到位。因为我也在教学一线，当初我教的学生差异有多大呢？最好的孩子高一结束，他已经在读电动力学。上课的时候我特怕他撅屁股，只要他一撅屁股想说话，一定是我讲出毛病来。但也有一些孩子，你讲完了问他明白了吗？

明白。刚把书包收拾完，忽然间告诉你又不明白，你赶快帮他补一补，再说一说，‘老师，我这会明白了。’但题拿回去一做，拿回来，你一看又全不对，你再问他，他还是不明白。
面对这样的孩子群体的差异，放在一个教学管理里边，老师们是举步维艰的，老师们很纠结不照顾后面的孩子，对不住他们，你得让他有收获，你不能以为他弱就不帮他呀！但当我把精力都倾注在这些孩子身上，老师们又纠结了，那些好的孩子，隐隐约约感觉那是未来更高级别的人才呀，我们发现对这些真正的人才都没有好好用过心，这不是罪过嘛？这就是当初老师们头疼的地方。那么，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靠课堂解决不了，你必须从学校层面走到课堂的更高的那一层——课程上去。所以我就找数学的学科主任，我说你重新再拉一个数学的体系，来帮帮这些孩子们。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拉完这个体系，拉完了给我的时候，他是憋着气晃着脑袋的。

‘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你这个事吧？按照这么着，前面的孩子不行，但你要是改到前面的孩子行了，后边的孩子就废了。’
他觉得他这个东西是个半吊活。

当我发现他这件事的时候，我立刻又找了一个数学老师，他是刚毕业两年的一个数学博士，我说你也做一个数学课程结构，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没要求，你觉得怎么有价值，你就怎么架构。他特别的快，他用了两晚上体系的做完。拿来一看，我眼前一亮，是一个从没见过的数学课程结构。我非常的激动，拿着他的这个稿子就找数学学科主任，我说你看这个怎么样？他看完了勃然大怒，理由是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如果给孩子们，孩子们不就全毁了吗？我一下我就有点着急了，我说你说说到底把怎么给毁了？他说除了前面那些好一点的孩子，后边的孩子都不行。
当他这句话说完，我心里边就轻掉了很多，我的想法实现了。

我就是想做一个新的东西，帮帮前面的孩子们。于是我拿这东西又找到了更多的数学老师。所有数学老师看完都说这真是个好东西，但千万不能用万，为什么？后边的孩子受不了？我追问他们，大家给我的数值出奇一致，那就是四分之一左右的孩子用这个体系，行，四分之三的孩子不行。于是我就找到了数学学科主任，我说你把你这个课程体系改改。怎么改？前四分之一你不要管了，就后四分之三，你写一个体系。他也很快一个星期就给我，给我时候我把两个体系拿出来，召集数学老师对比去看，看完了他们说挺好的，接下去怎么办？

于是，我就诞生了第一个念头，建立学科分层课程体系，我们干嘛要让这些孩子在一起学共同的内容，而不能让他们分开，各自学习自己关联度更高的内容。”

 

课程分层体系有了，怎么分？就是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是什么让“十一学校”下决心去取消行政班的呢？秦校长继续他的变革背后的故事讲述。

“当我提出分层的时候，每个层面面临一个最大的混乱，就是怎么分？老师们的第一反应，又是把好孩子弄一个班，普通的孩子弄一个班，那还不是是原来的实验班和普通班吗？我就组织老师们去对孩子进行分析。我先拿了三个行政班，让数学老师来推荐这三个行政班能上比较高的这个数学层次的学生是哪些，他们推荐完了，我就让这个班的物理老师也来推荐，你们认为这三个行政班里边最优秀的孩子，物理学科是哪些？再让语文老师来推荐，语文老师最后的名单简直就没法看，几乎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推荐的孩子们当中，绝大多数都不在他的优秀名单上。这就没法干了，当我们以数学为基础来做实验班和普通班的时候，语文不改；以语文为基础的时候，数学不改。所以我面临一个困难，怎么走？于是，经过近一个月的思考，最后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彻底分开取消行政行。我们为什么要行政班？当我们把行政班一取消，只有教学班，一旦它走起来，数学就按数学去分，物理就按物理去分，各按各的，你这个事就解决了。”

 

秦校长说，这是北京十一学校第一次下决心去取消行政班。他们集中力量分析行政班的优劣势，新的体系对原来体系的优势是不是严重弱化了？在琢磨、研讨和头脑风暴中，真实发展现有的行政班体系弊大、利少，这一确定也使得变革工作的心理上得以安全。

 

“我们发现班主任体系出现的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叫垄断！他把我们的德育工作给垄断了，其他老师在干什么？遇到孩子的问题就是通报就可以了。就你们班谁谁谁怎么怎么着了，结束了，最后还是要班主任出面来解决。这样的一种局面，实际上它一定是背离了全员德育，一定会背离的教育，教育是人和人的影响，你影响孩子的人越多，他所受到的影响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越能得到保障，这个孩子就不容易偏激。如果受到了影响，几年内就是这么一个人的重要的影响，其他人的影响都给蒸发了，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
“班主任对学生的这种陪伴，更多的是基于权力的管理，而不是真正的教育。”

 

讲到“完成了分层分类特需的课程体系”的过程，真有如履薄冰的感受，他的“课程研究院”必须担责的局面让他记忆深刻，有他从事教育30多年，最最尴尬和困难的10分钟，大家都看着他，他不表态，下边是进行不下去了。

 

“90%的人反对，可能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十一学校的老师素养那么好，当我们要决定这么做了，一定是其中欢呼好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地方，统统的不如意。”

“阻力是我从事变革以来最大的困难，那么多的声音，招呼不过来，怎么办？只能是分解。我就跟很多老师说，你非要干这个，你们还按老办法踏踏实实干，就把那些我在聊天的过程中感觉有想法的、有点想干的愿望的人，最终我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的人就开始来探讨分层分类的资源体系，这就干起来了。”

 

“就这么干起来了。”没有轰轰烈烈的开启仪式，有的只是静水深流的勇气和担当。秦校长说，当把新的年级配备的老师拿着大客车，一家伙拉到宾馆去去封闭做资源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各个学科都在问他，我们干什么？怎么干？那15天，秦校长说他几乎说了好多人一辈子说的话，还不能表现出自己不懂，必须还是不懂装懂。

 

“当然，我们知道具体内容和教育思想是两回事，你可以做方向性引导，不对内容做评判，就艰苦了20天，终于完成第一个资源。”

 

“资源”完成了，是不是就能够很顺利地落实了？远不是这么一回事，秦校长说，挑战才刚刚开始。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办公室，让老师到教室里边办公。现在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当初来说太难了。老师们离开办公室是被我骗出去，而不是自愿。……就是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一点一点的做起来了。所以我想说的是做这么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决心，是做不了的。”

第二个艰难，秦校长说就是“砍课”。秦校长明白了真正的效率就在哪里，老师说“我们不能占孩子那么多的时间，我们应该把时间还给孩子。”那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他知道，当你拿着小片刀砍到他的“课时”的时，他一定会跟你玩命，因为那是资源，人对资源的占有的欲望是天生的，不需要教的。矛盾和难处都那么现实的摆在那里。

“我们现在老师们用的课时，几乎没有几个学校不超过国家课时标准，我们为什么体育艺术不行，那个课时突然让数理化给占了。孩子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时间呀？所有的时间都被这些老师给瓜分了嘛，你不跟老师帮孩子们把这些时间抢回来。孩子们所拥有的，我们希望他自主安排时间去自主学习，都是空谈的。”

“我们现在好多学校都能够恶劣到什么程度，晚自习冲进去就上课。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注定了我们的教育一定是低效的。我侧重于教育，就是在相同的时间里工作的量，这叫效率。时间压不下来，永远不叫高效率。我们有时候在推广高效课堂，听完课了以后，我感觉一辈子推不了。你的总课时量在那摆着呢，你就完成了一个高考的要求，你这个课时就注定你不可能高效，你怎么高效啊？你只能说这节课高效，那节课更低效。要高效，就得把老师的课时给砍了。”

 

如何才能把课时谈下来。他说，自己是“摆出一种架势叫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面对僵局不退，行动策略上，甚至连“挖墙脚”的串联本事都用上。

 

“我就每个学科都去找那个学科跟我关系不错的‘大佬’们，没得商量的告知他们，下次再去你们学科组谈砍课时，你必须站起来帮我说这几句话：一、别嚷嚷的，它往往是铁了心了，跟他嚷嚷没用；二、砍就砍吧，反正他砍了我们也没给别人，因为都砍了；三、我们试试，不行了，再要回来。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所以过了一个周末我串联完了。等我再下去，大家还嚷嚷，这几个大佬就咳嗽一声，然后大家都是这三句话，其他人也说不出话来。于是就通过了。”

 

但有一个学科没通过——物理，因为秦校长自己任教的物理，因为他是任教的学科，大家没法跟他嚷嚷，于是他们就找着了校长，威胁校长，他说他只能放出了“绝情话”，不给自己任何退路。

 

“他们找到校长，问校长物理难不难？校长是教语文的，哪敢说不难呀。难！那你认为物理48节行吗？校长说：行不行？那你们说呀，我哪知道啊。然后，校长告诉他们，他胡闹根本不行。我们校长其实是特别重视数学和物理，于是就找我：建云呀，这物理48节，是不是有点过？但我想，我要是给了校长面子，各学科都得全部退回去。我这个时候谁的面子都不能给，但我又不能去说别的。我跟校长说了一句话，谁说48节不行？好了，我40节，他48节，我要教的比他差，听它的。我要没比他差了，他听我的。结果校长一看，我把这绝情的话都说出来了。说那你就看着办吧！”

 

原来，十一学校的教学变革是从砍课时开始。课时砍完了，学校的面貌一新，再也没有说闲话在课堂上，老师们极其珍惜他上课的每一分钟，甚至出现了大量的铁拖—拖堂啊，新的问题，下死命令也无效，需要新的解决思路。

 

“ 怎么办？我们赋予学生权利，一打下课铃，学生立刻就离开教室不违规。最后发现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打下课铃，学生不买账了，背着书包就走了，最后铁拖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想象的“动员工作”，我们成功案例中的“好好学教育理论”都不见，真实北京十一学校的变革不是“把准备工作弄好，然后一二三开战”，不是这样。在秦校长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变革不是这样的，是和一个个真实的巨大的风险在一起的。秦校长说，有很多老师特别是领导跟我谈，提醒他这么做的风险。

 

“这不用去想，一定有。你做这么大的变革可能没有风险嘛，风险都小不了，小的就没意思了。”

秦校长一语中的，看清变革工作本质后的意志，才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有价值的变革一定都同步存在着让你难以承受的风险，甚至于是把自己的一辈子毁掉的风险。”

我们听到了一种“置死地而后生”豪迈感。那种真切的恐惧，同样也在他的轻描淡写的故事背后，原来是一份对教育的一点担当。

“当时，我和希贵校长紧张到有个约定，不能同时离开学校。我们两喜欢溜达，实际上就是消除自己的恐惧心理。希贵校长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但那时的他，却极其反常。这就是十一当时的变革的真实情景。我想说的是这些道理——中国搞教育的人，什么分层啊，分类啊，个别化啊，有不懂的嘛？没有不懂的。说这么做是好的，有不清楚的吗？没！几乎没有。尽管教师反对，但他内心深处真就知道这个更好，他只不过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你别折腾了，那么我们为什么干不起来？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教育的一点担当。”

话题到了李希贵校长，秦校长说他崇拜希贵校长，“希贵同志的教育理论水平很高很高，他在教育实践的水平也是深不可测，但是都不是我崇拜他的最终理由。”他说他崇拜的唯一理由，就是希贵校长的“担当”。

“他下决心去做，放开手脚让我去做，这就是他的担当。说白了捅了娄子，大不了我卷铺盖走人，这一跑就没事了。而他跑不了，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他最后就做了。就因为这种担当，客观上十一做的事情对我们的中国基础教育，这一次转型确实提供了实践上的大量的样本。”

对，就是担当，秦校长践行的最重要的职业价值和信念。

“教育的变革从来就不简单，但教育的变革从来都不能停，怎么才能做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担当。当我们看到孩子们在实现了高分数的时候，造成了他终身的很多遗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想出一个办法，既不能丢掉他的高考，还有的尽最大限度的缓解对他一生的负面影响。难不难？太难了。但我们必须去做。当我们看到我们为了那个平均分，我们为了所谓的那个率，使得我们前边的优秀的人才，可能的优秀人才，丧失了我们对他的陪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去办的。十一的一路走过来是不轻松的，但这个不轻松是值得的。”

在谈到北京十一学校变革时家长、学生的支持问题，秦校长的讲述让我们对变革又多了一份真实的认知。

“我们是在2011年在北京做这件事，很多老师都说我们一旦这么说这么做，家长会造我们的反，但是当初我有一个判断，中国教育认识最落后的恰恰是搞教育的。中国教育对教育理解最好的是学生，然后是企业，其次是社会，最后是教育自身。教育自古以来都是很保守的，所以我当初有一个判断，做这样的事情，家长不会有多大的阻力果不其然，家长很支持！”

▲ 现场提问环节，秦建云就观众们的提问一一解答

提问一：读了一些关于十一学校的书，今晚还能这么有幸近距离的深度听到秦校长的畅快分享。此刻，脑海里跳出一个词——“静水深流”，感动北京十一变革故事背后，那些勇于行动和担当的人们。我脑海里不断回放着秦校长谈及的和李希贵校长沉默不语在走廊一角教室里的情景，由衷感叹！经过今晚的分享，我们听到十一变革最真实的一面，我想请问秦校长，十一变革的精神源头在哪里？是什么让你们有了选择和行动的勇气，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行动路径？

北京十一学校的变革，偶然，做成这件事是必然的。

因为它是有历史原因。一是十一学校自身从中央军委子弟学校一直到国有民办，他已经在治理上，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彻底地回避掉我们国字号公办的那种东西。经过有一段时间的国有民办，什么岗位聘任啊，薪酬分配啊，它已经天翻地覆的变化过。有学校自己的分配体系，有自己的治理结构，这是一个很好的储备。二是由于它国有民办，在这个期间政府给这个学校有一定的支持，那就是可以给一定的编制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优秀教师。我就是在那个时期到了十一学校。那个阶段，招聘到一大批优秀教师，而这批教师在原来当地都有两件事不舒服，第一件事就是憋屈，想做点事做不了，憋屈想走。第二件事就是给自己的孩子升学找到一个好地方，因此就聚集了一批一“煽动”就“聚集”的老师，这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缺一个什么人，缺一个方向，一个对教育悟得比较透的领路人。老校长最重要的功绩是：访遍全中国，找来李希贵，就是这一个，没有别的。

 

所以，这些事情凑在了一起，最终就必然会碰撞出一些事，为什么？这帮人没一个消停的，他们一定会干点事的，后来就干了这么件事，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

 

希贵校长来了，我也不认识他。他的一个老部下，是我的同事，跟我说，晚一年再走，你先看看。他劝着我留下来，原本计划是我先走，第二年他们跟着我走。

 

结果一年下来，我佩服希贵校长这个人，我觉得当校长一定要善良，把很多难事留给自己，千万不要为了自个轻松一点，困难留给别人，他真是善良，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人不仅懂得多，他做的也多，他真做。现在想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让我当这个课程研究院院长，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要让我当课程研究院院长？当初在十一学校成立了好多月，所有的院长都是副校级领导当，然后配一个常务院长，就是一般老师。所以当成立课程研究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这个院长一定是校长，我一定是一个副院长。我来具体地干事，他必须要当这个院长。结果没想到他跟我说，院长就是你。就这些事情说明他的骨子里边已经非常清楚的。

 

中国教育的话语权已经不在教育界，在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对教育的描述，就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那种事。他们将左右的中国对教育的认识，而不是我们这帮搞教育的。

因此，中国教育发生这样的事是历史，这件事发生在十一学校，有其偶然性，当然也有其必然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我对这个事的一点看法。

 

提问二：您从北京十一到海南Ischool，这所未来学校在您心目中最终会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它和北京十一传承关系如何？想听下您对这方面的介绍。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十一学校一路走下来，是有它的一个足迹。当时学校把事做起来之后，轰动了全国。大家都去，一路上大家都特激动，觉得自己心目中的教育就应该这样，这样做，孩子就幸福了。但是，大家走的时候，要上车了，几乎所有人握着我的手会说，摇着头说，我们学不了。几乎所有人要合起来把我们挂在墙上，把我们封在这一亩三分地里边，出不去了，这不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的目的不是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是要做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是要走出去，不是封起来。

对我刺激最深的是，海淀区的领导组织海淀区的校长到十一学校参访。我还在台上呢，我们的局长就跟台下的所有校长说，你们可不要乱学，你们学得了嘛，你们有那么多博士嘛，你们有李希贵吗？这些话，对我的刺激太深了。如果做成了，那么我们就完成了它的普适性的基本证明。本来克拉玛依这个地方不是我去，是已经选了一个校长，让他在那待一年。但这一系列的话刺激了我，只能成不能败？克拉玛依那个地方的工作一点不比北京十一的难度低。2011年十一学校开始第一届，2013年的时候，变革刚搞两年。这个时候，我就跟希贵校长说，我去，希贵校长非常的清楚这件事情，最后跟我说，那就你去，你不去就我去。我接下了，用了三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改变克拉玛依这所学校。

通过克拉玛依的这一所学校，实际上克拉玛依不是一所学校，是一座城市，她几乎所有学生不变，这里边有个学校艰难到什么程度，60%是维族。十一学校这样的教育模式，在中国具有普适性吗？班主任能不能取消？这个地方面对这样的矛盾，班主任都能取消，效果还很好。 

当我们把这些事做完了，理论上讲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这辈子你还做多少事呀，能做这么一件事就可以光荣退休了。但希贵校长他不停了，他不停，他就不会让我歇着。于是，2016年就要把我“发配”到了青岛。青岛中学想干什么呢？当时，从政府的角度已经明确了这样的改革，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式之后，我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素养。现在教育部正在起草过程中，叫12年普及，我们想一想，就素养而言，我们没有这样明确的结构。

就12年普及而言，我们没有明确的12年普及的课程体系，我们只有9年的义务的体系和三年独立的高中体系。一旦打通12年了，那绝不是把两个一拼凑就可以了，一定在结构上要有所改变。怎么办？我们还得探索。

第三个问题，中国学校的举办形式太单调，大批量的古板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种现状不改变，中国的学校的举办模式就有很大的缺陷。

因此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叫半独立学校，实际上背后的括弧里边的含义就是什么？非盈利。

但我们想，2015年的时候，我们没有非盈利这个词，政府投资给举办方以私立学校的形式做非盈利学校是违法的，这叫国有资产流失。

当初举办这样的学校，今天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是要冒着被审查的风险，所以我们和青岛市政府合作，有政府出资建学校，交给我们以非盈利民办的形式运营学校，做这样的一种举办方式的探索。

我们认为这样的非盈利学校，未来对于推动中国教育的发展，将是重要的力量，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可能性就在这里。盈利的办学，推动中国教育发展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公办推动动中国教育发展，他背的历史和现实的包袱太重，极其艰难。

那么中国教育未来要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靠哪些学校来带动呢？非盈利模式，为什么是和政府合作非盈利民办？而不是和企业？我们当初有一个判断，中国的私人资本还到不了如此之自觉，今天说不盈利，办好了就盈利，只有政府它无法盈利。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好多企业找我们，我们都拒绝只和政府合作，最终就在青岛办了三所，其中一所是公办，为什么？就是帮助周边的孩子们就近入学，享受这样的教育。还有两所就是非盈利民办。

那么青岛中学的举办，我们实现了什么？建立了完整的K12课程体系。客观上讲，青岛中学建立了中国现行小学第1个综合课程体系。我们现在小学搞综合教学的学校很多很多，但都是课堂教学方式的变革，不是课程的变革，原因很简单，我们拿不出系统的架构，课程必须有系统的详细的架构。

青岛同学做的第一件事，建构了12年的课程体系。第二件事，他做了独立学校，我们做的又给民政部门提供了一些样本。所以我们国家通过了那个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就使得我们的学校合法了，当初批下来，我们拿到照的时候还不合法。当我们开学了6个月之后，合法了名称叫非盈利民办。

当初我们为了告诉所有的人，国有资产不流失，那个时候我们起的名字叫独立学校。什么意思？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团队能从这个学校去拿走一分钱。这个学校是铁桶般的、独立的，所以它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都归学校，不会任何一方将来政府要清算学校，一切都归政府。所以当初起这个名字叫独立学校。当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叫独立学校了，也和国家的这个民办教育那个法律上的说法一样的，叫非营利民办，这是青岛中学。

本来我个人想的把这个做完了，就到头了。我刚做了一年半，希贵同志就又告诉我换地方去海南，为什么去海南？他从来不跟我讲那么多的，我也养成这个习惯，从来不讨价还价，他说走那，我就走那。所以对外就是我继续是这三所学校的校长，但每个学校学校又派出一个执行校长，当平稳过渡后彻底离开，平稳过渡期是多长时间？俩月。于是我大年初二就从北京开上车到青岛搬家，一路开到了海南。我这个人工作有一个习惯，我得找着更高的目标，否则我干的没劲。

如果到了海南了，我干了还是青岛中学的这点事，就没意思了，他不如回去教物理。

当我到了海南看了看，我发现又有新目标了，原因很简单，中国现在遇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叫高端人才，而这些人才大部分聚集在高薪企业，这些人才很难留住。

我们的学校要拿出符合这些高薪人才标准的教育来，他们才能回来。而跟我们合作的这个企业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园区，它是一个生态软件园区，好多楼都被华为、腾讯、小米等购买，都想来这儿开发，想做事，但人留不住。为什么？别的都好，就孩子读书怎么办？因此大部分的楼里边就是几个没结婚的年轻人，结了婚的有孩子的，就只有一个人在，因此正好跟他们合作了，我就有一个愿望，就在这个园区就办一所让这些高薪人才看了以后不想走的学校。

通过这所学校的举办去推动更多的园区、更多的大企业拿出钱来去办这样的学校。现在这些大企业拿20亿、30亿来办这些学校都不是一个问题，要命的是他们不想办，为什么不想办？办了我们现有模式学校，不管事啊。所以我得把这所学校办好，他在青岛中学架构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把这个学校办好。但是再办这个学校的时候和青岛中学比，又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技术。

 

他们是一个高新产业园区，软件园区技术是非常好的。我们都知道技术这个东西，今天我不帮着孩子掌握它，明天孩子们就几乎没有发展前途。原因很简单，技术是什么？技术就是生产力。拥有好的技术对改变人的学习、工作、生活是至关重要。而我们现在遇到一个大的麻烦，所有学校都知道要给孩子们学技术、用技术，但都不敢，原因就在于一用就乱上网玩游戏，乱七八糟的网站，我们难道就不能解决吗？如果我们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将会愧对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所以我就想爱护这所学校，把这个事解决好。通过我们的架构，基本已经拿出了解决方案。

这所学校的孩子到了六年级开始，每人一台电脑，在哪儿都能上网。我和老总谈，我希望这学校是中国第一所5G进校园的学校，和世界连接起来。通过我们的改变，最后就可以避免今天孩子们玩游戏。

这个很简单，他不带手机就可以了，电脑版的没有朋友圈。你看什么？刷手机里边的一些功能变化，我书给孩子弄个手表啊，把我们的IC卡，就我们那个校园卡给它放在手表里。未来这所学校孩子就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手环，进门拿着手表一刷，开了，吃饭拿着手表一刷，完事了。必须要用技术，制约孩子们玩游戏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系统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个上网管理系统，技术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想解决的事。

这个是要解决好了，对于我们各个学校，从技术上来帮助孩子们，就闯出一条路来，帮助我们寻找到这样的产品。

在青岛中学的时候，我就想做，找华为，他们特感动想做，但那些经理们都说有困难，但当我到了Ischool的时候，我忽然间得知华为这个月月底奖公布一款产品，就是手环。基本上按照我当初跟他们说的，我现在急切的期待华为月底把这个产品公布之后的性能和我们想法一致，如果不一致，我就去找锐捷，锐捷已经完全实现了我们功能需求，但唯一的毛病就是太丑，带着不好看。如果不行，那我就拿出钱来鼓励他们重新做模具，好看一点，把这款产品研发出来，一旦出来了，我们这些困扰就容易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我想建立一个教育工程院，现代工商部门已经批准我们注册了，执照我们也拿到，为什么我想建立一个工程院的？就是这么多年我特感慨，如果我们把十一的东西工程化了，我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往新疆跑了。如果我们把这些工程化了，我就不需要跑海南。我一个内蒙古高原长大的人，一怕热二怕潮啊，在那个地方生活对我来说真招罪，但我得忍着，没人能替你。

如果我成立了教育工程院，通过这个工程员把我们整个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工程化，将来大家在想跟我们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工程化这些资源全部提供给你，你拿着这个东西12345去做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大家应该还有一个感觉，近期我们的培训，我们国家每年政府掏出来的培训费是天文数据，但我们的培训效果是非常差，最好的培训效果就是持续的对着他的工作产生帮助。做不到，那我们的培训就是不好的，而我们现在做不到，来的人哇啦哇啦一讲，大家血压一升高，第2天睡一觉，血压回去了，没事了，啥都挺好，就是最终都没留下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工程院，做未来培训的时候，我们该请谁请谁，该讲啥讲啥。讲完了，给当地的老师们每人一个账号，你进去后能把对应的所有的资源都敞开使用。中国教育缺这个东西，太缺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到了西方，让我羡慕的东西是什么？我不羡慕他们的教师，和我办的学校比，差远了。这是他没法和我现在待的学校相比。那如果说我是21世纪的学校，他还是一个是以前的学校，如果说我们老师上课的水平，他真不行，他的老师的专业水平真达不到我们的老师，讲着讲着就叫错了。讲错是家常便饭，那么到底它的什么东西对我来说我特别羡慕？就是它有大量的公司在工程化的做教学资源，它不像我们现在的教育公司，弄点网络课培养学生，他不干这个事，他都是和学区合作，给老师做资源。这样，老师太幸福了。你想给这个孩子解决这个问题吗？它对应的资源非常充分，你拎出来就能用。他的老师客观上讲不需要怎么备课，工资给它构建的教学平台足以支撑它的基本教学。而我们没有。这就揭示了一个问题，他的老师为什么可以上24节课？他拿着这个上课，我们为什么上不了20节课？我们上课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独立的、自主的去研发。

我们为什么不能比，没资源啊，我们。我们是真的一点资源没有嘛？多了去了，为什么还是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做的资源都是由符号的，都是自个用的，不是大众用的。所以我们拿到了就不好用，各个学校年年老高三给新高三留资料，年年新高三都不用老高三的资料，给的时候千万张放电脑里边，立刻就歇菜，为什么？我们没有工程化去做。我想把它做怎么来，依托于这所学校同步，我想在全国各学科的牛人们，我找一批来帮这个学校，但可以在工程院兼职做研究的，把我们的好的东西，在我们这样一个理念和系统下，把它做成有价值的资源。

未来我这个工程院准备股份制，拿出60%的股份给谁，给所有的里面做研究的我们。做出这个资源以后干嘛？帮助各地搞培训，我们能拿到全国培训费的1/1000，我们就富得流油啊，既帮助了别人，又能够使我们这个愿望去实现。

教育工程院，我说的很长时间了，没有人理我。大家都劝我搞一个教育研究院，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教育研究院臭了街了，但工程院一个没有。

为什么特辛苦？不是读几本书就能玩得转的，那真正的做几万道题意才能提炼出来的，真正的接触大量的孩子才能够明白的。这必须是一线的，长年累月在一线的、有思想、有方法的老师才具备，而这些老师必须是具有新的教育观念，不然的话又做一个高考复习资料就完了。

那么通过这个研究院去帮谁？帮老师们最终讲什么目的，让中国的老师们也能上20节课，我们就全部小班化了，24个人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周上多少节课？12节？不，翻一翻24节，什么概念？我们所有的教学班都可以拆成两个班上，你给我来一个大班，如果我们按标准配额，现在叫45人，大了是50人，一半为25人，是当下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配置。我们能不能做到，现有中国教师的数量完全可以做到，但我们就是做不到，为什么？老师们手里边没有枪，打不了这样的战。我们就得帮老师们做出这根枪来，让老师们能打这样的仗，中国的教育就从根本上，在我们师生的这个教学的方式上，就能否真正的走路国际的先进行列？这个事一点都不难做，就缺这么一把钥匙。这就是在海南这所学校，我想做的。客观上讲，把眼睛撑裂了，我也只能看到这，我也不想再看进去了，太累了。

再有五年，我也想开着一个大吉普，去看看山山水水，实现我对老伴的承诺，带着人家也过过疯狂的日子。因为从03年起，人家就提前退休，陪伴着我一路什么西部、戈壁、东部、沿海、啊天南地北的这么跑。另外说白了，也不需要再做下去了。事没完，留给别人。也许人也做得比我还好，踏踏实实地留给别人，要自信，从而信任别人，这是我的唯一的出路。

好，谢谢大家！ 

提问三：刚才秦校长讲了担当和情怀，不是说我们农村的，或者说山区的这些校长，没有这种情怀，也不是没有担当，我们也很想担当，我们也很想为山区和农村的孩子的成长贡献自己的才华。但是，说实在，面对我们的现实，会感觉到无从下手。山区农村的孩子的成长贡献自己的才华。但是说实在，面对我们的现实的确会感到无从下手。今天难得和你零距离接触，我们听的时候也是很感动，更是触动。那么感动了之后，我们也希望回去有所行动，让我们充满激情去做一件事。我想秦校长能够给我们这些乡下的这些老师，特别是学校提几个建议，像农村的这样的学校，要师资没师资，要条件没条件，要资源没资源、要生源没生源的。我们如果要变革，我们如果也要借鉴学习十一这样的一些思路思想，最能够有所突破的它这个切入点或者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客观上，这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事。

这么多年，我个人越来越感觉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最早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做一件事，就想改变所有的东西，我们特别容易把这件事给做到极致。任何一件事做到极致，对其他事就一定具有极其强的破坏性，系统就一定会出问题。

所以，我个人工作这么多年，我感觉是要从系统上去构建。这就有点像一团乱麻，我们怎么把它解开。但是，一个头解开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是这个头拿着，那个头也拿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