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也谈节奏，但未往审美深究

　　其实，皮亚杰并非没有注意到节奏，他也曾多次谈到节奏的问题。《发生认识论原理》的英译者W.梅斯为英译本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就说到了节奏：

　　皮亚杰研究的出发点是假设在心理生活开始时，儿童的世界表现为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一套感性材料。但是，即使是在一些最实际的活动中，诸如，吮吸反射，就可以看出某些守恒过程，这些守恒过程导致活动的重复，从而有一种持续的倾向，这就把某种恒常性引进了儿童早期的世界之中。⑥

　　虽然这里没有用“节奏”一词，但“活动的重复”“持续的倾向”“某种恒常性”，分明就是说的节奏。

　　在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第一章的第四节中，也有一处说到——

　　在这“非二元论”时期（指婴儿初出生阶段，还无任何自我意识时期——笔者注），可观察到的首先是依赖于一般的节奏，即相当于机体的自发的和整体的活动的节奏，这就是指紧张状态和松弛状态的相互交替等。这些节奏分化成为寻求满意的刺激和倾向于回避不满意的刺激。⑦

　　这就直接探讨了幼儿早期节奏的重要性。可惜他没有就此探讨下去，随后说“研究最多的满意征状是微笑”，于是就论述微笑的含意和儿童的种种反应了。

　　其实在这段话之前，皮亚杰有更深入的论述。他认为，幼儿阶段的整个感知—运动图式会有三个依次出现的表现形式：（1）节奏—结构；（2）调节；（3）可逆性。首先就是“节奏”，而且这节奏作为一种结构贯穿于所有的运动过程中。“调节”是指这种节奏开始分化，儿童不是完全顺着节奏活动，而能设法探索或控制节奏，出现了“半可逆性或近似可逆性”。最后，“可逆性”出现，说明儿童能摆脱节奏的控制，开始产生记忆和思考，“它就是日后思维‘运算’的起源”。⑧可见，他已十分精准把握住了节奏对嘤儿的作用以及此后节奏的变化，但他的思考，完全是向着认知的目标进行的。

　　在《结构主义》一书中，他也说了相似的话：“节奏是通过建立以种种对称和重复为基础的最初级的手段来保证它的自身调节作用的。”这里的“调节作用”，也就是坎农所说的“稳态”，或皮亚杰说的“平衡”，在婴儿阶段，生命体的运行就是由节奏来保证的，所以这是“最初级的手段”。他又说：“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这些是结构的自身调整和自身守恒作用的三个主要程序……”⑨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说皮亚杰没有注意到节奏，或者说对节奏的注意对于他的理论研究没有帮助，而只能说，他关注的重点在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他没有专门从审美的角度去推进这一研究。事实上，在节奏与儿童的关系中，尤其当节奏不再直接控制儿童的心理过程的时候（皮亚杰称此为“调节”的开始，本书则称为节奏的“松开”），儿童的情感开始生成，节奏所带来的审美形式出现分化，形式变得多样起来。“情感与形式”是审美的两大要素，儿童的——也是整个人类的——审美天地到这一阶段便霎时显得开阔无比，审美发生的奥秘也就在这里展开。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心所在。

　　节奏的“松开”

　　随着儿童的逐渐长大，节奏从最初的生物性的节律的束缚中“松开”，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一种动作的起伏和律动，而成为一种情感和思维的线索——或者还是说“形式”吧。比如，在童话中，它就变成了一种结构的秘密，段落组合的秘密，抓住儿童注意力并让他们不陌生、不吃力、不紧张从而保持饱满的兴趣的秘密。随着他们年龄的继续长大，情感和思维能力愈益走向高级阶段，这样的节奏，还会变得更隐秘不显，间距也会更大，甚至会大到难以把握。

　　举例而言吧。在贝多芬的交响乐中，那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不断交替，不断出现，随后又有变奏，改变形态后又出现，第一乐章中的句子，到第四乐章再次出现，这种前前后后变化万千的呼应，不就是一种节奏吗？不过比起幼儿早期的儿歌的节奏，那复杂程度就何止千万倍计了。又比如，在普鲁斯特的七卷本长篇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中，从第一卷到最后，在漫长的叙述中，有无数疑惑、悬想、推测、期待、望和希望，散碎无常地浮现、消退、变形后出现、再次消失……直到卷末，它们才合成一座辉煌无比的，由读者们渐已熟悉的无数形象、意象、心理和思想合成的宫殿。所有这一切，它们所形成的非凡的节奏，是要读到卷末才能完全领会的。但它们确实存在。

　　这样一种由简到繁、由显到晦的节奏，是在什么时候“松开”的呢？最简单的判断，就是从韵文到散文的过渡的时候，对幼童来说，亦即由儿歌向童话过渡时。这牵涉到儿童自身心理成长的不同阶段，也就是他们从“感知一动作”阶段向内省的、形象思维阶段的过渡。
 

在节奏“松开”以后，这样的节奏仍然暗示着、引领着他们向外探索，直到他们用理性的方式把握世界时，节奏还是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个人来说，从婴儿期到成人的理性思维，那距离是很遥远的；而对于人类来说，从最初的人猿分离，到能够理性地把握世界，就更是一个长得惊人的距离了，那应该有几百万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和中国哲学家李泽厚，都认为节奏与人类思维的发展有很根本的联系。是的，人的最初的理性的形成，必定与节奏（日夜、雨晴、春秋、种收、寒暖、生死……）有关：重复出现的节奏，让人发现并相信，这个神秘莫测、变化万千的世界上的事物，毕竟还是可以把握的；而且，这种把握还可以用以相互交流，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到这节奏。于是就出现了用以交流的语言，有了能够交流的共通的思想，人的理性也就发展起来了。杜威说：

　　与环境相协调的丧失和统一的恢复这种周期性运动，不仅在人身上存在，而且进入到他的意识之中；它的状况是人借以形成目标的材料。……所有在旋风般变化中产生的稳定性与秩序的相互作用，都是有节奏的。潮涨潮落，心脏的收缩与舒张：这些都是有规律的变化，这些变化在一个范围内进行。⑩

　　李泽厚则将节奏与人类理性的关系上升到了更为普遍而根本的“形式感”的高度：

　　杜威在《艺术即经验》里，谈了许多有关节奏与自然万物、与人的生活的联系，包括潮涨潮落，月缺月圆，四季循环，生老病死，睡与醒，饿与饱，工作与休息，等等。而我认为，这里最关键的，还是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操作，发现整个宇宙—自然的物质存在的形式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种关系不是观念、思辨，也不是语言、文本。不同时代和社会的语言、思想、文本都是相对的，而这种种人在物质操作的长久历史中所积累的形式感受和形式力量，却是更本源更根本的，由于与整个宇宙自然的存在直接相关，就具有巨大的普遍性和绝对性。……这是个体生命活生生的动作和感受。正是一个个充满偶然性和自发性的活生生的生命，沟通着人与宇宙。这种沟通，也正是人类个体创造性的源泉。(11)

　　这里所说的对宇宙万物的形式感的把握，与我们上文所说的婴儿出生之初的纯形式的审美感受，可以说是人把握世界的最初级和最高端的两极，两极间有无限漫长的距离，却又巧妙相通。对这一问题的探究，会越说越复杂，限于题旨，我们还是回到“人之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