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潘月娟/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前教育评价、游戏与幼儿园课程。

杨青青/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院博士生。

宋贝朵/山西太原师范学院教师。

【摘要】探讨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将有助于管办评分离背景下构建科学有效的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对247位园长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评价标准通过评价反馈和园内改善行动的完全中介,间接影响园长知觉到的外部评价体系效果;(2)评价反馈和评价人员行为直接影响园长知觉到的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评价反馈作为中介因素影响评价标准和评价人员行为对评价体系积极效果的作用;(3)园内改善行动显著预测园长知觉到的外部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由此可见,评价标准、评价人员的行为、评价反馈、园内改善行动以一定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并影响外部评价体系的效果。健全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应重视完善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价人员的专业性保障机制,加强对园内改善行动的引导与支持。

【关键词】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影响效果;作用机制

一、引言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是规范、控制和提升幼儿园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我国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自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开始进行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和示范园评估工作,迄今已开展近三十年。近年来,这一由政府主导的外部教育质量评价实践面临重大的改革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适应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重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已成为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自2010 年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都明确提出健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监管体系、提高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政府和社会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幼儿园教育质量与评价问题,这为推动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将有助于回答怎样结构和特征的外部评价体系更有效,并为管办评分离背景下构建科学有效的外部评价体系提供可借鉴的建议。

目前,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较少有关于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效果与机制的本土实证研究。[1][2][3][4]而在美国,由于越来越多的州建立了“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与改善体系”(QRIS)[5],近年来有关 QRIS 效果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效果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评估模式。一是将QRIS 与幼儿发展结果建立联系,考察QRIS 能否促进幼儿发展。[6][7]如,Hestenes 等人的研究发现,托幼机构在北卡莱罗纳州QRIS上的星级能够预测幼儿的社会性情感发展,即托幼机构的星级越高,幼儿的外化问题行为越少,自我效能感越强。[8]二是将QRIS 与幼儿园质量建立联系,考察QRIS 能否有效地区分和改善幼儿园质量。[9][10]如,Karoly 等人分析了托幼机构在科罗拉多州评估体系上的质量水平差异,发现该评估体系掩盖了机构内部存在的更大的班级间差异问题[11],未能有效地区分托幼机构的实际质量水平;Peinser-Feinberg 等发现,质量管理标准严格的州,托幼机构的质量较高[12]。首先,这两类效果研究都是把外部评价体系作为整体来进行考察的,未细致区分评价体系的结构特征,较难揭示评价体系的哪些要素和特征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幼儿园质量;其次,这两类效果研究都是将评价体系作为同质的静态的制度,没有考虑到评价人员和被评对象在评价实施过程中的能动性,未能反映出动态实施过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

欧洲学者有关外部督导评估对中小学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受学校特征、评估特征和评估结论本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外部评估体系的效果可能会出现不一致的问题。[13]已有研究既有报告外部督导评估对学校、教师和学生具有的积极作用,也有报告称外部督导评估产生了消极作用或毫无作用。[14][15][16]研究还发现,外部评价体系通过一定的动态机制发挥作用。如,Gustafsson 提出外部评价体系对学校改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设定期望、自我评价、改善行动三种机制来发挥作用的[17];Ehren 强调设定期望、评估反馈、利益相关者参与是外部评价影响学校改进的关键力量[18]。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应重视外部评估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条件的复杂性。由于幼儿园在组织结构、运行规则以及质量评估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中小学,我国幼儿园教育体系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又有其独特性,国外有关中小学教育督导评估体系的关键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发现能否解释我国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效果与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基于已有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三个假设:第一,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要素特征会直接影响其效果,且静态结构要素(如评价标准)会通过动态过程要素(如评价人员的行为、评价反馈)间接作用于评价体系效果;第二,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会影响园所内部改善行动,进而影响评价体系效果;第三,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依赖评价人员实施,园长也会能动地解释和应对外部评价,由此,不同园长所经历体验的外部评价会存在一定差异,探讨园长所知觉到的评价体系的要素特征及其效果对于揭示当前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基于园长的汇报来探讨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影响效果、园内改善行动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在中国文化与制度环境之下构建实施科学、有效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提供参考。具体研究问题如下:

1.外部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园内改善行动是否直接影响评价体系效果?

2.外部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否通过园内改善行动间接影响评价体系效果?

3.外部评价体系的静态结构要素是否通过动态过程要素间接影响评价体系效果?

 

二、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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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从广东和湖北两个省市的幼儿园园长群体中选取被试,共发放265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47 份,回收率为93.21%。其中,135 人来自公办性质幼儿园(教委园的园长52 人、机关园28 人、企事业单位园45 人、街道园10 人),民办园112人;102 人来自建园4 年以内的幼儿园,103 人来自建园5~10 年的幼儿园,42 人来自建园10 年以上的幼儿园;园长平均年龄为36.76±6.92 岁;学历方面,大专以下64 人,本科173 人,研究生及以上10 人;职称方面,幼教一级43 人,幼教二级31 人,幼教高级41 人,小教一级36 人,小教二级12 人,小教高级25 人,中学高级11 人,未评职称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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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相关数据,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包括幼儿园的办园性质和建园时长等;第二部分为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要素特征和影响效果,题项采用1(从未)~7(总是)点计分,由园长判断其所经历的外部质量评价表现出来的特征及带来的影响的频率高低;第三部分为园所为接受外部评价所采取的内部改善行动,题项采用1(每周2 小时以内)~5(每周 10 小时以上)点计分,由园长汇报园所在各项改善工作上投入的时间精力。

如表 1 所示,对量表题目进行 KMO 和Bartlett's 球形检验结果表明,χ 2 值均在 0.000 水平上达到显著,KMO 值均大于0.7,数据适合做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共同因子,采用直接斜交旋转求得最终的因子载荷矩阵,依据特征值大于1 确定因子个数。依据因子载荷不小于0.4,每道题目在两个因素上的载荷之差大于0.2,题目与因素的关系能够在理论上进行合理解释等标准,逐步删除不达标的题目,并重新进行因素抽取和旋转。SPSS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评价体系构成要素、评价体系影响效果、园所内部改善行动量表分别析出3、2、1 个因素,并有较高的解释率,模型结构与理论构想相一致;Mplus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模型的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模型与数据拟合度良好。

表1 各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指标

根据因素分析结果,本研究将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构成要素分为评价标准、评价人员行为、评价反馈三个维度。其中,评价标准是指能够清晰、准确地反映和描述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和特征;评价人员行为是指评价人员在评价实施过程中收集和判断被评对象信息时表现出专业的行为与态度,如公正客观地对待所有被评幼儿园和教师、全面准确地收集被评园所和教师的表现信息等;评价反馈指向评价人员与被评园所和教师的互动,包括评价反馈及时、清晰、有针对性、有依据,且包含为幼儿园改善教育实践提供的有效建议等。幼儿园教育质量外部评价体系的影响效果分为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积极作用包括外部评价对园所反思、教师工作改进、社会声誉提高的促进作用,消极作用包括外部评价带来的工作负担、心理压力、竞争压力等。园内改善行动指向园所在接受外部评价之前在改善人员配备、保教实践、班级物质环境、园舍和设施等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

所有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70~0.92 之间,这表明这些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表2 总结了量表的维度及各维度的题项数量、Cronbach's α 系数,并给出了例题。

表2 各量表的维度与例题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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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幼儿园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影响效果

总体上,园长知觉到的外部教育质量评价的积极作用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消极作用处于中等水平。园长知觉到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幼儿园的反思改进和良性竞争有着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心理压力和社会质疑。并且,园长知觉到的外部教育质量评价的积极作用越强,其知觉到的消极作用也更大。详见表3。

表3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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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和园内改善行动对评价体系影响效果的作用机制

由表2 可知,评价体系各要素特征、园内改善行动与评价体系积极效果、消极效果两两相关,这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运用Mplus7.4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园内改善行动对评价体系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的直接作用、评价体系的动态过程要素在静态结构要素与评价体系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园内改善行动在评价体系要素特征与评价体系效果的中介作用。使用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算法计算中介效应,具体结果如下:

(1)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园所改善行动对评价积极效果的直接影响

在外部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方面,评价标准和园所改善行动对评价体系积极效果没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评价人员和评价反馈则有显著的直接作用,B=0.260,SE=0.129,Est./S.E.=2.015,P=0.044,90%CI=-0.013~0.498;B=0.408,SE=0.154,Est./S.E.=2.644,P=0.008,90%CI=0.147~0.677(详见图1)。评价反馈质量越高,园长知觉到的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越强。

图1 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对评价体系积极效果的作用路径

注:图中 pjry 为“评价人员行为”的缩写,pjbz 为“评价标准”的缩写,pjfk 为“评价反馈”的缩写,jjzy 为“积极作用”的缩写,gsxd 为“园内改善行动”的缩写,years 代表“建园时长”,type 代表“办园性质”。

(2)评价反馈在评价标准、评价人员行为和评价体系积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

因园所改善行动对评价积极效果无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因此,原假定的园所改善行动在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和评价积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在此仅考察评价反馈的中介作用。首先,分析评价标准和评价人员行为对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的总效应,结果表明,两个因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B=0.360,SE=0.106,Est./S.E.=3.384,P=0.001,90%CI=0.154 ~0.567;=0.303,SE=0.116,Est./S.E.=2.605,P=0.009,90%CI=0.109~0.556。然后,考察评价反馈在评价标准、评价人员行为和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度良好(详见表4),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为非零(详见表5),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因评价反馈的引入,评价标准的作用变得不显著,这说明评价反馈在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评价人员对评价积极效果的直接影响减小,表明评价反馈在评价人员与评价积极效果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0.154/0.303=0.508,即评价人员作用于评价积极效果的效应有50.8%是通过评价反馈这一中介变量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评价标准和评价人员行为都是通过评价反馈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的(详见图1)。评价人员行为的专业性越强,评价反馈质量越高,园长知觉到的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越强;评价标准的关键性和清晰度越高,评价反馈质量就越高,评价体系的积极效果也会更好。

表4 评价反馈和园内改善行动的中介效应模型

表5 评价体系构成要素、园内改善行动

影响评价体系效果的标准化估计效应分析

(3)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园所改善行动对评价消极效果的直接影响

评价人员行为和评价反馈对园内改善行动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评价标准对园所内部的改善行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即评价标准的关键性和清晰度越高,园所在各项改善行动上投入的精力就越多,由此导致园长知觉到的评价体系的消极作用越大。

在外部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方面,评价体系的三个构成要素对评价消极效果均没有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仅园内改善行动有显著的直接作用,B=0.466,SE=0.106,Est./S.E.=4.412,P=0.000,90%CI=0.262~0.688。园内改善行动投入越多的时间精力,园长知觉到的外部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越强。详见图2。

图2 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园内

改善行动对评价体系消极效果的作用路径

注:同图1。

(4)园所改善行动在评价体系要素特征和评价消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

因评价反馈对评价消极效果无显著的直接作用,原假定的评价反馈在评价静态结构要素与评价消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成立,在此仅考察园内改善行动的中介作用。首先,分析评价标准、评价人员行为和评价反馈对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的总效应,结果表明,仅评价标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B=0.431,SE=0.124,Est./S.E.=3.463,P=0.001,90%CI=0.164 ~0.664;B=-0.131,SE=0.107,Est./S.E.=-1.226,P=0.220,90%CI=-0.387~0.062。然后,考察园所改善行动在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模型拟合度良好(详见表4),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为非零(详见表5),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因园所改善行动的引入,评价标准的直接作用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园内改善行动在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消极效果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四、讨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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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中介作用影响外部评价体系效果

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对幼儿园教育的期望。它既是评价人员收集、解释和判断被评对象表现信息的依据,也是调控和引导幼儿园教育实践的社会规范,因为幼儿园只有表现出符合评价标准要求的实践才能得到认可,获得合法性地位。[19]本研究发现,评价标准对外部评价体系效果的影响需要通过评价反馈和园内改善行动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实现。这意味着,评价标准作为静态的期望框架,只有经过评价人员和被评对象的解读和应用,才可能成为教育实践的行动指引。因此,在构建评价标准体系时,首先,应注意选择反映幼儿园教育质量的关键要素和核心特征,为幼儿园教育实践和评价管理提供正确的导向,引导幼儿园着力在关键方面加强建设与改革;其次,应增强评价标准的可操作性,避免将原则性的政策语言或抽象的学术词汇直接作为评价标准,以确保评价人员和幼儿园对评价标准做出准确的、一致的解读。例如,某地的幼儿园分级分类验收标准在“一日生活”维度上描述的一类幼儿园的特征是“认真贯彻幼儿园保教工作各项原则,合理组织幼儿一日生活”,二类、三类幼儿园与一类幼儿园的区别仅仅在“基本能贯彻”和“注意贯彻”。这种笼统模糊的评价标准为评价人员和幼儿园的解读和应用提供过大的自由空间,容易出现评价标准的误读和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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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人员专业性保障机制,提高评价实施质量

一项政策、制度或项目的实施会影响其预期效果的达成。[20]评价实施是评价人员与被评园所持续互动、深入沟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评园所通过评价人员的行为与互动获得对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直接感受和理解。本研究发现,评价人员行为与评价反馈作为过程性要素是直接影响园长知觉到的外部质量评价所产生效果的关键要素。这一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例如,普昂(Poon)对企业白领的研究发现,当员工认为评价人员的个人偏见影响绩效评价时,会显著降低工作满意度,表现出强烈的离职意愿。[21]埃伦和威彻(Ehren&Visscher,2008)发现,只有提供含有改善建议的评价反馈才能更好地促进学校改善。[22]因此,应着力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人员专业性保障机制,以提升评价人员的专业性。首先,应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人员的资格标准,明确评价人员应当具备的专业品质、知识和能力;其次,建立严格的评价人员遴选和任用制度,依照制度化的标准和程序来选用评价人员,严把“入口”关;再次,应加强对评价人员的培训,确保评价人员对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的目的、标准、程序有相同的理解和认识,能够对被评对象表现做出有效、可靠的解释和判断,并向被评对象提供清晰明确、有效可行的评价反馈;最后,应建立评价人员考核机制,加强对评价人员的监督,强化评价人员行为的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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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园所内部改善行动的引导和支持

教育评价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日益重视评价的改善作用,强调评价的目的不仅是问责,还要帮助被评对象改善和提高,实现以评促建,以评促发展。但是,本研究发现,园内改善行动导致园长知觉到的外部评价体系的效果是消极的。已有研究也有报告类似结果。[23]这可能是因为园所对评价的高利害关系感受越强烈,迎评准备投入的时间精力越多,知觉到的消极作用就越强。另外,在本研究中,园所的内部改善行动并未受到评价人员行为和评价反馈的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幼儿园园长是联系外部评价体系和幼儿园内部改善的重要人物,园长对评价的解释、接受和利用,受到园长自身的领导力、依据评价建议做出改善的压力和动力、经费和人员等支撑条件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幼儿园更多的是基于自身的资源条件和质量基础,依据自己对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解读和理解,而非根据评价人员的行为与反馈,对幼儿园教育做出改善。因此,为增强外部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幼儿园的积极影响效果,有必要加强对园所内部改善行动的引导和支持。首先,适应教育评价功能和目的的转变,评价人员应转变角色,发挥指导作用。评价人员应用充足的时间进入班级现场了解幼儿园的真实表现,与园所管理人员和教师展开深入的交流互动,帮助园所反思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与园所共同探讨改进方案和路径,激发园所形成不断反思和改善的组织学习文化。其次,幼儿园园长应提高管理领导能力,合理有效地解释和应用教育质量评价结果与反馈,准确把握园内改善行动的方向与内容。最后,教育行政部门和教研机构应为园所提供充分的资源,支持园所应用评价结果进行园内改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