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出席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 ）2021亚太区域会议，来自中国香港的孔美琪博士不惮周折，严格按照防疫要求，亲临杭州会议现场做了主题报告，令全体参会者深深感动。孔美琪博士的报告主题为：让特殊儿童不特殊——共同建构多元共融的幼儿教育。

让特殊儿童不特殊

共同建构多元共融的幼儿教育

孔美琪博士

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中国香港分会副会长

世界学前教育组织前任主席

“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教育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多元需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必须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包容是消除歧视的最有效手段。

特殊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标杆，一个都不能少。学前教育应成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的守门人。”

01/ 萨拉曼卡宣言与融合教育 

1994年，UNESCO在萨拉曼卡的会议上提出了《萨拉曼卡宣言与特殊需要教育行动纲领》，该纲领指出“融合学校是消除歧视态度、创建温馨社区、建设共融社会和实现全民教育的最有效手段。”这个纲领是奠定特殊教育关于支持儿童发展行动开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纲领里还提到优先、识别、干预及教师培训等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内容。并且声明：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教育系统的设计应考虑多元需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必须有机会进入正规学校，而包容是消除歧视的最有效手段。呼吁所有政府并敦促他们做到政策和预算优先，让所有儿童进入正规学校，制定示范项目、鼓励家长、社区参与、早期识别和干预投入、教案需考虑特殊需求。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全球约有10亿人，相当于18%的世界人口有某种形式的残疾。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会长Anthony Lake说，“每一个孩子都需要一个公平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残疾儿童完全有能力突破障碍、融入社会。”开展融合教育的理论依据主要来自儿童权利角度、经济角度以及科学角度。儿童权利方面，《儿童权利公约》第23条指出“缔约国承认，智力或身体残疾的儿童应享有充分和体面的生活，缔约国承认残疾儿童有权得到特别照顾，认识到残疾儿童的特殊需要，根据本条第2款提供的援助应尽可能免费。”《儿童权利公约》的一般性意见7和一般性意见9特别强调残疾儿童“有权积极参加家庭和社区生活、需要平等的机会以实现他们的权利、在家庭环境中得到最好的照顾和培养。”经济角度方面，适当、有效的干预可以减小风险因素、增加保护因素。从科学角度来看，儿童不同方面的发展都有各自的敏感期。所以早期识别、评估和干预很重要。

02/ 儿童早期筛查和干预的基础机制

早期干预主要采用以家庭为中心的方法，包括健康问题的诊断、需求评估和制定早期干预计划，具体涵盖家庭教育、物理治疗、护理服务、营养支持、对儿童和家庭的心理与精神支持及治疗等方面。早期干预的具体做法包括特殊教育、职业治理、听力服务、言语和语言治疗、视力和听力障碍的特殊护理、为早期干预服务提供交通服务、护理协调等。

在中国台湾，十分注重早期筛查，相关的医疗机构有1万多个，幼教中心的数量相对最少，但已接近4000个，主要通过三方面的筛查渠道：一种是婴儿时期医院门诊评估，另一种是请专家进行视障筛查项目，家长的早期筛查意识很强。幼儿园时期，如果孩子是特殊儿童，园所会根据孩子的情况提供配套的措施。

在中国香港，政府启动了“儿童身心全面发展服务”计划，这项计划透过教育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以及社会福利署之间的沟通和合作，建立一套新的服务模式。当家长或者怀疑儿童可能患病时，可根据转介回复制度获得帮助。例如，学校的老师发现孩子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时候，会通知学习支持协调员观察搜集学生多方面的观察资料。

03/ 早期干预服务的转型与发展

早期干预服务概念化的主要趋势，包括几个方面：从缺陷模式到赋权模式、从以儿童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从零散的模式转变为一站式综合模式、从早期儿童的方法转变为生命周期的方法、从忽视文化多样性到认可文化多样性的转变。

缺陷模式主要从整体来考虑整个社区所有人怎么帮助特殊儿童，而赋权模式则通过儿童和家庭的自身力量、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模式中，家庭和儿童居于中心地位，教育、福利、医疗三方面为其提供服务。

在综合模式中，英国的做法是成立“扎实起步”中心作为社区枢纽，在早期识别方面提供支持、家教计划。中国台湾的做法是成立“早期干预社区资源中心”，以此整合区域资源，提供专业咨询、资源转介到宅疗愈指导、亲子活动及衔接服务。那么，贯穿生命周期的方法指的是什么呢？举例老说，在新加坡的Master plan(2017-2020)中，具体规定了在残疾儿童早期教育、就业过程中采取的措施来提高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且支持照顾者和社区以建立一个包容社会。又如在澳大利亚，家庭参与整个康复过程十分重要，早期干预服务机构会对每个家庭提供针对性的措施，且干预涉及到多个方面之间是合作的关系。

04/ 我国融合教育“在行动”

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987年，中国政府在全国的15个县、市开展了随班就读的实验研究。随班就读最初是从视障儿童实验开始的。1994年，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文件中规定了随班就读的对象，规定了就近入学的要求，并规定每个普通班级随班就读的人数，这标志着随班就读政策架构开始成型。2006年，“随班就读”写入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其中明确规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促进教育公平，扩大随班就读规模。2016年，教育部正式发布了《盲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和《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年版）》。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随班就读工作，完善随班就读工作机制，提升随班就读工作水平作出部署。2020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共有专任教师6.62万人。

当前我国融合教育存在的问题：特殊教育资源布局不合理，学前、高中阶段教育供给依然不足，个别化教育不深入，专业师资不足、课程、教研等工作亟需加强。融合教育的主要措施为：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各类特殊教育协调发展；健全管理机制，提高特殊教育管理水平；深入推进医教结合，提升特殊教育专业服务能力；深化课程改革，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特殊教育专业支持力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特殊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的标杆，所有的儿童都需要接受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学前教育应成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的守门人，需要跨部门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准确的登记和跟踪；要加强教师的三级培训，每个幼师都应该是特教，实施部门要密切监督和保障家长的知情权；要在学前融合教育中运用信息技术，社区、街道应开发与投入融合教育公共设施设备，创造一种融合的大氛围，让每一个特殊儿童都能得到应有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