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将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人才，被尊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民国时期，教育家办学是时代的主流，一批有思想、有情怀的校长因此脱颖而出，站成一座座历史高峰。在群峰中，张伯苓是“最校长”的一位：他守望南开学校达半个世纪，他担任校长 40 多年，南开学校从无到有，形成了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包括小学部、男中、女中、大学及研究所）。

可以说，整个民国时代，没有哪位校长，像他这般痴迷于办学。文史名家、诗人柳无忌称张伯苓为“大校长”。我相信，唯有这个“大”字才能容纳张伯苓的一切。

张伯苓的办学理念浓缩在南开学校“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上。他多次讲：改造国家，要先改造个人，改造个人，必靠教育；而教育之使命在于造就“完全人格”的人，“三育并行不偏废”，即德育、智育、体育同时发展。他鼓励学生“学行合一”，走出校园，认识社会，服务社会。

他在学校开展新剧等社团活动，尤其重视普及体育运动，认为体育不仅有助于强身健体，而且有益于从小培养人的团体意识与合作精神等。但在我看来，张伯苓还有一个长期以来不被学界重视的教育思想，这便是他一再强调的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

这种“自觉力”，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是一个人在学校里所能接受到的极其宝贵的财富。而要养成自觉力，前提是学生具备一定的自省能力。在这方面，身为一校之长的张伯苓，其所作所为堪称表率。

在学潮风起云涌的 20 世纪 20 年代，南开学校也有过两起风潮。第一次学潮发生在 1925 年，起因是学生办的校园周刊几次发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且言辞过激。张伯苓找来办周刊的学生，告诉他们对于今后刊发的文章，应先调查清楚事实，批评文字也不宜失当。

然而，下一期周刊又出现一篇犯同样错误的文章。张伯苓再次叫来学生批评，并详细指出文中与事实不符之处。很快，校园里传出校方要开除部分学生的风声。接着，多数教师辞职。

正当这时，张伯苓恰巧有要事赴京，学生中又传出校长被教师逼走的小道消息。后来，经多方努力调停，风潮仍没有停止，南开大学不得不宣布停课。几周后，学生主动请求张伯苓开课，学生会也为此向董事会等道歉，于是南开大学复课。

事后，张伯苓并没有把所有的过失归因于学生。在一次集会演讲中，他自我检讨：

“此次风潮之最大原因，可以谓由于师生间太隔膜……所误也。”

接着，提出今后如何加强“师生合作”的问题。

同时，张伯苓发现大部分的中学生看问题太肤浅，言行易冲动，其根源在于中学课程分量过重过多，导致学生无余力扩展课本外的知识。张伯苓决定酌量减轻课程，让学生有时间多读多看，以减少浮躁风气。

第二次学潮发生在 1927 年 11 月。南开中学为遏制学生的旷课现象，制定新的章程，少部分学生以反对旷课扣分为借口，煽动大量学生到校长办公室请愿，肆行要挟。双方协商无果，张伯苓愤然辞去南开中学校长一职。很快，学生们有所悔悟，各班派代表到张伯苓家，恳切挽留。

12 月 5 日，张伯苓在学生复课后，做了长篇的复职演讲。演讲中，张伯苓开门见山地指出，这次学潮的起因仍在于师生间的隔阂。而隔阂的原因——

“可以说完全是我的责任。因为我一个人，要兼顾三部校务，同时又因经费关系，时常要到别处去，结果同你们见面机会很少，谈话机会尤少。”张伯苓说道，“

于是从前那精神的结合的学校，慢慢地竟变成了组织的结合，而学校也成了机械式的学校。”

他提出今后学校工作要“以学生为主”的改进措施。张伯苓一番肺腑之辞，感人至深。对照今天的教育，有多少学校是靠“精神结合”的？又有多少校长能像张伯苓一样，如此勇于承担、主动反省？

两次学潮，在张伯苓看来，既是教训，也是促使自己反思与改进学校管理的契机。此外，学潮也让张伯苓看到了学生成熟的一面。在第二次学潮发生后两年，也就是 1929 年，张伯苓在南开建校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说：

“近来大学、中学的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而自己察觉出自己的错误，能够立刻自己来补救，这就是有自觉自治的精神。”

学生从“自发学潮”到“自觉错误”，最终“自己补救”，这正是“自觉力”强的表现。但学生这种能力的养成，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除了与张伯苓以身作则的示范有关，还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密切相关。

对学生的教育，张伯苓十分重视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

他说：“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言传不如身教。这也是福禄贝尔说过的：教育无他，唯爱与榜样。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自动”意识和能力。1916 年 1 月，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演讲中指明了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

有一回，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教师不过略微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即能领悟，懂得模仿。

因此，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教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样，新学生效仿，用不着教师对学生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

学校还通过独特的方式，引导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

其一，悬挂镜箴。受社会风气影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差

为了消除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止学生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一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条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

其二，发明“立志改过签”

在南开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只有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悔改的机会。于是，在 1916 年又放弃“记过法”，改为“改过法”。

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

张伯苓以为，学校对于犯过学生，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采用适合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过学生带签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置一竹签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

有了明确的教育思想及有效的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眼里，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南开学校发生的两次学潮，也都来得快，去得快，没有留下后遗症，可见南开学生具有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

遗憾的是，百年过去了，今天的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管理上大多是保姆兼警察型的，除了过度的呵护，还有过严的控制。

近年，时常看到此类报道：有的小学怕学生在室外自由活动中受伤，课间操竟不许学生擅自离开座位；有的学校规定，学生上卫生间只能单独一人，原因是两人同去可能发生矛盾……诸如此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做法背后，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学生的安全。

我还在某重点高中听到一位领导要求高三教师：“只要学生在教室里，教室里就不能离了教师。”为什么？领导解释：“如果老师离开了教室，学生出了事怎么办？”大概，在一些领导的眼中，学生——哪怕是高三的学生，都像缺乏理智的动物或傻子。

每遇到这类现实，我常念及张伯苓先生的“自动力”主张，同时忧伤地想：当下这种保姆兼警察型的教育，到底是在成全孩子，还是在毁灭孩子？

我们倡导以教育家为师，重温名家思想，

重读经典名作，重拾崇高价值。

涉及智慧，让梦想与理想同行，

在正确的方向求索，直抵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