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有革命性影响”已形成共识。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与应用,教育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教育与大数据同行,将会为我们呈现科学化、精确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美好教育图景。
2016年5月,《科学》报道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任France Cordova 关于NFS 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蓝图,更是将大数据支持下“开发和评价创新性的学习和教学机制方式”纳入其重点解决的科研前沿。但是,技术是把双刃剑,随着技术与教育融合的不断深化,基于来自教育场域中的数据而开展的科学决策、教育研究将成为新常态,基于数据的各类创新性教学服务将不断涌现。大数据在为教育带来巨大价值的同时,也孕育着我们无法预知的风险,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伦理挑战。
教育是特殊的社会子系统,事关人的发展、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技术快速演进、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当下,尽快开展教育数据伦理的系统研究,防范可能的风险,为教育的健康发展设置“看门人”,对大数据时代的教育尤显急迫而重要。
教育关系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运转,其涉及的数据类型纷繁复杂,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数据有四大类:公共数据,也就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在开展教育公共服务时,搜集、统计、累积而产生的一系列数据,其基本的特点是数据的搜集者和拥有者是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个体数据,也就是参与教育活动的个体,特别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生成、沉淀、累积下来的各类数据;研究数据,是指针对特定目的而开展的教育研究过程中所搜集的数据,特别是事关研究对象的各类敏感性数据; 跨界数据,所有与教育有关、由其他领域所产生的各类数据。
不管是哪一类型的教育数据,均具有一致的生命循环特征:产生数据、采集数据、拥有数据和使用数据。
尽管数据是由比特(Bit)组成,是非物质的,但是数据已成为人类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喻为21世纪的石油,是当今第四种科学研究范式的核心研究对象。当前,大家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大数据。但是,从本质上讲,对于各行各业来说,数据本身最为重要,而不在于其为大数据(Big Data)还是小数据(Small Data),教育数据关注的是数据本身的客观价值。
长期以来,教育系统持续积累、汇聚了大量的各类数据,特别是量化学习运动将会带来数据的进一步迅猛增长,对于这些教育数据的持续收集、分析和应用,将有效促进教育创新,其对教育现在和未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教育数据伦理问题是技术促进教育变革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是教育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数据伦理是对教育数据产生、采集、存储和分析利用过程中所应秉持的道德信念和行为规范的理性审视,是大数据时代教育场域中有关道德重构的哲学研究。目前,“人—技”协同进化的教育发展态势日趋明显,需要教育数据伦理来回答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指出什么是应该提倡的、什么是应该摒弃的,引导技术与教育融合的进程和谐共进,杜绝技术异化而导致的对教育主体的桎梏,服务教育的本质要求,满足人的价值需要,助力人的全面发展。
对于技术裹挟下快速演变的教育系统,急需教育“看门人”为大数据时代教育的发展和演进掌舵,教育数据伦理研究应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重要的时代使命。围绕数据驱动下的教育研究、应用与服务,确立普世的道德标准作为底线,制定适当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相关方的行为,建构相应的伦理框架并根植于大数据技术体系来防止技术研发、运用与服务过程中的异化,是教育数据伦理在今天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挑战和根本任务。
教育数据伦理关注的核心是树立共同的道德信念,勾勒教育数据采集和使用过程中的关系与准则,追求教育效用的最大化。对于教育数据伦理所面临的问题分析与讨论,可以遵循 VBTC分析框架,即基于价值、利益、时间、情境因素的分析框架。(见下图)
教育数据伦理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围绕数据的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冲突和利益冲突,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消除冲突、协调冲突、规避风险,开展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协调、利益平衡,同时,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和教育系统演进的动态性,必须考虑教育数据生命循环过程的时间和情境特征。只有综合考虑价值、利益、情境和时间等多重要素对教育数据伦理进行设计,方能保障教育数据采集、研究、分析与应用的合理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一)价值构建与认同是教育数据伦理面临的根本挑战
教育数据关系学习者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福祉,其生产、采集、拥有与使用的每个环节均需我们深入思考,进行必要的道德拷问和法理梳理,引导社会大众走向价值趋同,消解教育数据生命循环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歧义,促进教育数据价值一致性的构建和道德信念的树立。
教育数据价值构建的最大挑战来自于教育系统特性的本身:教育是服务于人的发展的,而这正是问题复杂性的根源。这种复杂性促使教育数据伦理的分析和研究需要在两个思考维度上同时展开:既需要为教育数据设立普世道德原则的一阶逻辑思维,也需要善于开展时序化、情境化教育数据价值思考的二阶逻辑思维。当前,急需建构教育数据伦理的研究与分析方法论,促进相关价值观的形成与认同。
(二)利益机制设计是解决教育数据伦理问题的主要抓手
从数据生命循环的角度来看,教育数据的利益相关方基本上可以细分为四类:数据生产者、数据拥有者、数据搜集者和数据使用者,当然,它与现实中的利益主体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可以是多对一,也可以是多对多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教育数据伦理直面的就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冲突,教育数据伦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平衡各方利益,提出相应的体制机制,使教育数据在运转过程中实现教育的效用最大化。
教育数据伦理中的利益机制设计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重要的也是首当其冲的是一个教育问题。在利益机制设计中,教育价值的遵从是最基本的要求,教育规律的适切是最基本的原则。教育数据伦理中讨论的相关的利益是多元的:教育的、社会的、经济的、个人的,等等,其对应的利益主体也可能是国家、家庭、个人、某个特定组织等多方的,这些利益的考量和利益主体的互动将在时间 和空间的约束下呈现出复杂的图景,需要加 以精心设计、规范和引导。
(三)时序性和情境化蕴含教育数据伦理的动态性
时序性和情境化是教育的基本特征,教育场域中所产生的数据具有天然的时间特性和情境内涵。因此,时间和情境,是教育数据伦理分析和研究的参考原点。
时间和情境在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回答相关问题的关键(如,某种类型的教育数据是否应该被采集?是否应该被永久保存?应该被谁所拥有?是否应该被公开?等等),会直接影响到教育数据的价值和可用性(如,用某个人现在的教育数据来预测其人生的未来一定正确吗?某个人的小学成绩数据对于大学的他或她还有意义吗?等等),也可能会影响相关机制体制的设计(如,谁应该对教育场域中的历史数据的丢失负责?谁对特定时间和情境下的教育数据拥有什么样的责、权、利?等等)。时序性和情境化的特征决定了教育数据伦理的动态性,需要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积极地面对。
全面完善的教育数据伦理体系的建立需要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学界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相关的价值趋同与法律法规的建立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目前技术与教育的融合进程正在快速推进,教育对大数据的拥抱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数据驱动下的教育创新充满期待,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当前教育数据伦理中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这将有助于提供方向性的指引,从而为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
作为由物理世界向网络世界延伸与拓展中面临的伦理挑战,教育数据伦理大厦的构建要基于传统的伦理发展脉络与理论体系,首先需要回答人们关心的基本问题,奠定教育数据伦理的逻辑起点。从互联网+教育场域构建的迫切性来看,教育数据伦理目前急需从价值、权利、行为三个层面来回答三个基本问题。
(一)教育数据的价值定位
正如康德主义和美德伦理学所一直关注的那样,任何伦理学都需要首先回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也就是价值定位。有关教育数据对教育核心价值的讨论,是我们通向构建教育数据伦理理论体系的起点,而教育数据核心价值定位的明确,更是构建教育数据伦理大厦的逻辑原点。
大数据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舍恩伯格说是“预测”。诚然,数据特别是海量数据蕴含有丰富的信息,可以为人们提供了解未来发展趋势的可能,但是,“预测”的价值定位有可能引导人们走向数据决定论,容易出现“贴标签”效应,比如,某个学生一定学不好、不宜于考大学、会成为一个坏人等,这对于教育来说,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将背离育人的基本内涵。
对于教育来说,尽管数据一样能够提供预测服务,但是,教育数据为教育带来的最大价值不是预测,而是对教育本身的“洞察”:它让教师有机会深度观察自身的教学行为和每 位学生的真实状态,使科学调整教学模式、实施个性化教学成为现实;它让学习者具备了自我审视的能力,使全方位了解自己、开展自我精准调整、实现高效学习成为可能;它让教育管理者能精准、及时把握教育系统的要素(特别是教师和学生),为教育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合理的理由。“洞察”的价值定位的本质是数据服务论,它可助力教育向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的目标高速迈进。
(二)教育主体的数据权利
互联网教育作为一个全新的教育场景和生态,急需类似社会契约论方面的理论引导, 制定教育数据采集与使用过程中应共同遵守的契约。而契约的核心是权利,也就是教育数据权利。教育主体数据权利的清晰界定,是构建大数据时代规范场的基石。
随着技术的快速进展及其与教育的深度融合,针对教育场景的量化将愈来愈方便、越来越彻底,人们将史无前例地拥有全方位深度观察教师和学习者的能力,特别是对学习者进行数据化构建成为可能,学习者愈发透明化。这种深度“洞察”为我们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服务带来巨大价值的同时,也蕴含着对教育参与主体,特别是学习者隐私泄露的风险,而且教育数据的收集、使用越充分,所带来的危害可能越大。因此,对教育数据采集与使用过程中教育主体数据权利的界定尤显重要,轻则漠视教育主体的隐私,重则影响整个教育生态体系的健康循环。
对学习者来说,隐私权的侵犯将会危及学习权、发展权乃至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任何公共教育数据的公开与共享,都要尽量避免涉及学习主体个人的细致信息以及区域、种族差异论;任何教育研究数据的发表、发布都必须对被试对象的信息进行脱敏,并要保证数据的客观性;任何学习对象对在享受学习服务过程中产生、搜集、存储与自身有关的数据都要享有知情权,并且相关数据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在获得学习者授权的情况下方可合理使用。
(三)教育数据的教育效用
从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来看, 所有围绕教育数据所展开的行为均应服务于教育效用的最大化。基于教育本身的特点,教育数据易被打着教育或研究的旗号,在收集与使用过程中偏离于其本来的目的,这既有教育效用测度的模糊性的原因,更有人为地对教育效用的故意扭曲的可能。深度厘清教育效用,是有效指导互联网教育场域中主客体行为的基本前提。
教育数据的教育效用主要体现为教育数据采集与使用过程中价值与利益的权衡,有关针对教育数据本身的价值认识和教育数据 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也是教育数据伦理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价值趋同和冲突消解也就成为教育数据伦理的核心追求。教育数据服务对象具有多元化和高度个性化特征,如何促进教育效用的优化,需要深入的讨论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任务艰巨。与此同时,教育数据服务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复杂多变,服务过程又具有时序性和情境化特征,相关利益机制的设计也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机制,需要尽早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以保障教育数据所发挥的效用最大化。
(一)传统伦理学视角:推进道德自律、法律法规与监管
传统伦理学无论是从基本原则层面(如安全原则、公平原则、优先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等),还是从专门范畴的讨论层面(如制度伦理学、责任伦理学、功利伦理学、美德伦理学 等),都 为教育数据伦理的研究指出了恰当的遵循基础和努力方向。
教育数据伦理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基本的伦理准则,避免道德失范,推进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自律;推动有关教育数据的法律、法规建设,防止法律缺位,约束所有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提倡教育数据 服务过程的监管,促使教育数据服务合理、合 法、合规并高效。
(二)技术视角:避免技术异化
“ 技术无好坏,亦非中立”。技术可能由于技术的发明人而带有与生俱来的偏见性(如“周边定律”:将特定的技术或算法天然地 植入用户设备中),也 有可能由于某种特定的使用方式而形成“过滤气泡”效应,进而对人的行为进行调节和限制,一旦这些行为与服务对象的意愿相违背,问题将不可避免地产生。
对于教育数据来说,技术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可能利用“周边定律”来量化学习者的行为、采集特定的数据而不为学习者所知,大量收集、存储广大学习者的各种数据从而形成数据垄断,设计特定的算法出于不为我们所知的目的来挖掘和分析教育数据,而这些不恰当的价值判断和利益驱动下的技术异化是促使教育数据伦理问题尖锐化的重要物质推手。
对于教育来说,我们不仅仅要求技术的发明人、制作者、拥有者和使用者能够进行道德自律,更要建立尽可能完备的伦理框架,并要强力介入教育数据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形成伦理渗透效应,以有效约束和规范技术的使用,避免技术的异化。
(三)教育视角:提升教育数据素养
教育领域对大数据技术的热情期待和拥 抱,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教育数据的大量积累和使用将加快教育创新的速度、拓展教育创新的深度和延伸教育创新的广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教育数据已是教育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掘、运用好教育数据生产力,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
从教育实践的角度来看,推动教育数据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是一线的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应该在强调信息技术素养的基础上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数据素养”,培养他们的数据意识和善于搜集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合理使用数据、实施精准教育教学服务的能力。教育数据素养的提升将为数据驱动下的教育进步提供必要的保障。
教育数据及其相关技术与应用服务为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也隐含着毁灭任何一个学习个体的危险。尽管教育数据才刚刚为我们带来教育创新的曙光,但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子系统来说,教育系统更需要超前部署、未雨绸缪。对教育数据伦理的求索,是对大数据时代教育规范场的建构,有效促进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才能让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并推动教育的进步。教育数据伦理的有效建立,将会为新一轮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夯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引领技术与人文统一迈向新高度。
* 作者简介: 刘三女牙,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宗凯,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讲师
“未来的教育,或许不需要传统的教书匠,但更呼唤懂得育人的大师。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能把教书留给机器,但机器永远不能替代的是育人。”在民进中央日前举行的“教师教育振兴与师范院校使命”论坛上,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提到智能时代的教师教育时说。
据预测,到2025年,全球14%的家庭将拥有机器人管家。如果这个预测准确的话,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思考如何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师范教育。
AI教师来了,传统师范教育面临重大转型
“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至少需要创新能力、跨学科快速学习能力、强大的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还有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探讨教师教育时不能回避时代需求。”国务院参事、民进中央特邀研究员、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汤敏说。
汤敏举例说,在不久前举行的全球智能大会上,马云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关于未来教育的对话中,有一段共识——现有的教育体系教给孩子们的知识、技能以及教的方式主要是为工业时代所设计的,而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所以,“我们要重新思考教育,重新评估一下学生学的东西是否能让他们预见未来,让他们减少错误”。
“社会对人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对师范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李晓华认为,人工智能教育、人机互动、“互联网+”教育,这些新技术正在深刻改变教育的形态和内容。目前,国内就有学者正在开发机器人教师(AI教师),未来一些基本的知识性教学任务将会交由AI教师来完成。技术带来的新变化,要求师范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一味地考虑哪些课程开不齐、哪些课程还没有教师上等问题,而要考虑怎么变革、超前培养适合未来发展需要的新型教师。
时代新需求,呼唤什么样的新师范教育
事实上,不少人已经隐约觉察到社会变革给教师教育带来的潜在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周彬调阅深圳中学今年公布的招聘教师信息发现,虽然也有华东师大、北师大等部属师范大学毕业生,但该校今年共招聘35名新教师,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就有20人,还有一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的。
“这是不是时代或者说是基础教育对教师的需求发生了改变?”这个问题困扰着周彬:10年前,上海中学也招了一批研究生当教师,当时需要的是教学水平高的教师;10年后,需要的是教学层次高的教师。10年前,招到中学的硕士、博士主要是学教育的;现在,主要侧重各学科教育背景。这其实就是学校对教师的需求在发生变化。
面对社会发展、技术进步等因素对教师教育的新挑战,戴立益是呼唤智能新师范的坚定倡导者。他所勾画的新师范蓝图:一流的专业教育+一流的教师教育+一流的智能教育。
戴立益认为,师范类大学应着眼于培养未来的教育家型教师。这种教师把教育看成自身毕生的事业,有自己的观点、主张,有丰富的教育实践,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历,有显著的教育教学成果,应该还有自己的团队。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科学合理地设置本科师范专业,比如计算教育学,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加强青少年脑智发育的研究,推动智能新师范的建设。
现有的师范教育体系,亟待装上智能“大脑”
近年来,我国不仅已经构建了一个以师范院校为主的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形成了分层的教师职后的培训体系,而且在推进教育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教师教育的办学层次也有了巨大变化。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说,教师教育转型发展中还存在师范教育体系有所削弱、培养质量结构尚待优化、高学历层次人才培养比例较低、高校和地方政府及中小学“三位一体”育人模式尚未完全落地等问题。
如果未来教书的事可以交给机器,教师的重要职责就是育人。那么,以培养人为目标的师范教育就迫切需要打破分科培养的现状,推动各学科的融合,使师范教育真正具有育人的特性。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起军认为,与新时代的需求相比,目前地方师范大学课程资源实施空间缺乏协同,仅局限于校园、课堂和教材;在硬件资源上,地方师范大学教学设施和可用于师范生专业技能训练的实验、实训场所相对落后于非师范专业。
此外,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技术也给刘起军带来了一定的困惑。他说,在网络化、虚拟化教学环境中,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课程,催生了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巨大变革,而地方师范大学对新兴课程形态的响应还相对滞后。
如何破解新技术条件和新时代发展所带来的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们寄希望于人工智能革新教师教育体系,为传统的教师教育体系加装“智能大脑”。下一步,教育部将启动“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遴选认定200门教师教育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研制出台师范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提高师范生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教学能力;同时启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2.0,以此来促进信息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与教师教育的深度融合,使教师教育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今年发布的互联网学习发展指数将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为全社会考察“互联网+教育”发展提供量化客观依据。
4月9日,由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牵头,北京师范大学、百度教育支持,联合国内知名大学、行业权威专家、研究机构、教育企业等合力编写的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在京发布,并在白皮书研究基础上同期发布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报告(基础教育)。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以“迎接互联网学习新挑战”为题,阐述了全社会如何科学把握互联网学习发展的时代趋势,在互联网课程质量提升、互联网学习评价体系建构、互联网教育产业运营机制和商业模式探索等方面深化发展。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张力研究员以“新时代中国网络教育的政策走向”为题,基于学习型社会和教育服务属性分化视角,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网络教育的含义等四个问题进行了深度阐述。
白皮书编委会主编、数字学习与教育公共服务教育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玉顺博士介绍,今年发布的互联网学习发展指数将填补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为全社会考察“互联网+教育”发展提供量化客观依据。百度教育总经理张高则从历年白皮书的历程入手,展示了从2014年到2017年,顺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白皮书经历的几次重要的升级变革,并从大数据的角度分析了当前中国互联网学习行业的几大特征。
互联网学习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
“互联网学习白皮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下教育信息化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需求。”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副主任曾德华认为,这一工作将成为国家教育信息化发展领域内的一项发展性工作,与国家教育信息化工作进程相结合,与区域教育信息化工作推进相结合,促进教育信息化2.0新发展。
作为全面描述中国互联网学习现状及发展趋势的年度报告,白皮书旨在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实践进程、反映互联网教育应用实践现状和动态实践趋势、有效引领中国教育信息化融合创新的实践水平,以严谨客观的数据描述新进展、反映新动态、预测新走势,为政府部门、企业等各界掌握中国互联网发展动态、制定相关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的研究中开启了验证、优化这一模型的实践进程,并以这一模型要素的基本结构引导各个教育领域教育信息化面向互联网学习发展的评价,依据各个教育领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情况,建立面向教育领域的下位评价模型,以科学、真实地反映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状态。
围绕上述框架模型建构了数据采集体系,这一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面向互联网,以反映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的自然状态,另一部分面向各级各类学校,以反映各级各类学校面向“互联网+教育”时代信息化融合发展的进程。
互联网学习年度发展指数的建构
2017年,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力图建构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指数。基于自然状态的互联网学习监测数据表明,学习者互联网学习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为3.61(满分为5分),整体处于中高水平。其中,互联网学习环境、互联网学习发展和互联网学习者成熟度三个维度的水平指数分别为3.78、3.91和3.47。分析发现,互联网学习发展水平指数最高,表明当前我国互联网学习开展比较广泛且效果明显;而互联网学习者成熟度指数相对较低,说明我国互联网学习者成熟度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存在自控力不足、信息素养有待提升等问题;从学习环境发展来看,互联网学习接入体验、学习环境及其学习服务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
2017年,教师教育领域互联网学习发展指数为4.1095(满分为5分),整体处于较高水平,这表明当前我国教师教育互联网学习开展比较广泛且效果明显;而教师互联网学习环境水平指数相对较低,说明我国教师教育互联网学习环境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教师互联网学习的设施设备以及平台支持服务需要大力改善。
上述互联网学习发展水平指数表明,推动全社会互联网教育应用,促进“互联网+”时代的终身学习型社会发展,就要进一步增强学习接入的便捷性、学习环境的可用性、学习服务的可获得性,提高全社会互联网环境下的学习服务水平。与此同时,更要提升全社会公民有效应用互联网开展学习的能力,提升自控力,提高信息素养,加大力度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信息技术素养宣传、培训和学习,让互联网为全社会的教育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互联网学习发展的年度特征
通过建构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和年度发展指数,白皮书进一步从自然状态的互联网学习发展特征、教育信息化面向互联网学习发展的特征两个角度阐述2017年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的年度特征。
自然状态的互联网学习发展特征包括:互联网学习者以约13个百分点的增长向更大年龄者迁移;学习时长中高频使用比率以约12个百分点的增长向沉浸式方向发展;“互联网+教育”进程发展明显,行业呈规模化、专业化态势;互联网教育回归教育本质,从保证公平兼顾到提升质量;AI类新技术提速互联网学习个性化学习服务的发展;学习者及家长付费互联网学习服务的意愿和潜能正在提升;互联网学习驱动着开放性、终身化学习环境的生成。
教育信息化面向互联网学习发展的特征包括:发展指数学段差异明显,地域性学校发展具有差异性;教育信息化体系开始重构,借力互联网塑型协同发展生态;信息化驱动教育发展内生力量,教科研及教研互联网升级。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提出,中国教育信息化的进程已经从重视建设、应用的第一阶段进入了重视融合、创新的第二个阶段,即“教育信息化2.0”时代。教育信息化的理念如何落到实处,各学段、各地区的实践如何接受检验与评估,如何在现有成果上继续深化、推进教育信息化,中国互联网学习白皮书关注的不仅仅是教育信息化的理念,更反映着中国教育信息化实践进程的“当下”真实状态。
人工智能将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机器革命?有人说是前者,也有人说是后者。但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给出的答案是,零点革命。在12月16日由长江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智库网和中国教育智库联盟联合主办的首届“教育智库与教育治理50人圆桌论坛”上,杜占元以《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变革》为题发表主旨演讲,给出了他的前瞻性见解。
“ 教育部将实施“教育信息化2.0”行动作为主管教育信息化的教育部领导,杜占元首先回顾了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取得巨大成就、成效总体超出预期的秘诀,也就是“一个核心理念”和“两个基本方针”。
其中,核心理念是,推动信息技术和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而第一个基本方针是,从应用切入深度融合,而非技术驱动;第二个基本方针则是机制创新,调动全社会力量特别是产业界力量,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
我们是基本上在没有中央专项经费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像校园宽带接入基本都是依靠产业界的投入和支持。那么,这些经验在教育部将要实施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中,还能适用吗?杜占元认为,如果说教育信息化1.0是引入外部变量的话,那么,2.0就是要把这些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
在此过程中,要做好3项重点工作:
一是从专用资源向大资源转变;
二是从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技术素养转变,也就是说,要从小培养;
三是要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构建“互联网+”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信息时代教育治理新模式。
人工智能必将加速引发未来教育的深度变革
杜占元将演讲的主要精力,都放到分析“人工智能必将加速引发未来教育的深度变革”部分。他认为,信息时代与人工智能时代存在本质区别,信息技术可被看做工业技术的顶峰,是由机器革命延伸而来,“但人工智能技术有可能超越这个顶峰,成为新的革命的起点,而不是以往革命的延伸。”他还给这个新革命起了个名字,叫“零点革命”。
为什么叫零点?杜占元解释,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是智能,所以人类的诞生起点是智能,人工智能也可以被视为回到原点的革命,只不过人类的智能是由大自然进化引发的结果,而人工智能则是人为回到原点。
对人工智能的地位进行重新界定后,他又进而回答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教育之间的3个关键命题。
人工智能能否替代教师?
前段时间,有研究人士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被人工智能“淘汰”的概率,其中,教师的被淘汰概率是0.4%。看上去教师拥有自身难以被机器简单替代的独特性。
“但未必考虑到人工智能深度发展的影响。”杜占元认为,上述预测是建立在未来人工智能停留在通用和基本机器人的假设基础上,如果智能化推动了个性化,诞生个性化机器人的话,“我们将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杜占元大胆预测,也许若干年后,智能助理将成为可能,相当于我们身边会有高度个性化、智能化的机器人助理,届时,教师行业也将是另一个景象,“人机结合可能将是我们迎接智能时代最普遍的形式。”
人工智能将对学习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3:0完胜世界冠军柯洁,人工智能AlphaGo名满天下,但新一代的AlphaGo Zero又以100:0的成绩,战胜了AlphaGo。更令人吃惊的是,原来的AlphaGo需要与人类专家进行成千上万次对弈才能“学会”战胜围棋大师,但Alphabet Zero则截然不同,它仅仅通过自学就能战胜强大的AlphaGo。
接着,又有专家预测,迁移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突破口。据媒体报道,“迁移学习”类似中国成语里的“触类旁通”,就是机器将在一个领域学习掌握的技巧、经验和能力,迁移到一个新的有一定关联的领域里再应用,这样在新领域里,它就能省去大规模数据训练,只需一小部分数据就能迅速“成才”。
“像这些新进展意味着,我们的教育在面对新技术发展时,可能有很多重大问题去思考。”杜占元预测,人工智能不仅将替代人的智能,还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对于学习而言,就比如精准记忆,我们还需要像以前那样吗?
如果机器能够思考,我们需要培养学生什么能力?
未来,假如机器都能思考了,教育还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呢?杜占元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第一,自主学习能力。如果机器都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了,那么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将很难适应,那时,还要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第二,提出问题的能力。机器虽然在未来也可以提问,但可能只是模仿人类的问题,而非那些深层次、由好奇心驱使而提出的问题。
第三,人际交际能力。人际交往是机器很难替代的领域,其中,最核心的素养是人类的情绪控制能力和对对方情感的判断能力,学生需要学习这些,而非单纯了解心理知识。
第四,创新思维能力。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第五,谋划未来的能力。不少伟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擅于深谋远虑,站得高看得远,但这也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演讲最后,杜占元表示,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变革还远没有显现出来,“甚至很多变革我们可能还远远没有认识到。”
从他本人观察来看,面临的挑战要大于以往任何时候,他认为,要想迎接好“零点革命”的挑战,就需要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等多方协同。
为此,他呼吁,能有更多的各界人士关心、支持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他也提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制定一个专门的经费渠道给教育科学领域研究,希望通过自然科学手段推动教育科学、人才培养、儿童发展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