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安徒生博物馆”馆长给我们使用安徒生名义和肖像的授权书

他，曾经是中学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到了安徒生的故乡——丹麦，从此便与丹麦教育结下不解之缘。不仅求学于丹麦，他还决心将丹麦式教育介绍到中国。丹麦为何如此强烈吸引了他？为什么丹麦被评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是怎样的文化造就了安徒生这样的世界童话大师？在这个童话般的国度，这位中国教师有怎样的发现与体验？

本期《成长你我他》，我们特邀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创始人董瑞祥先生，分享他眼中的丹麦教育，一起探究：丹麦人怎样看待幸福？幸福与教育有怎样的关系呢？

主持人：如果不是制作这个全球教育系列，我可能不会注意到，原来丹麦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这个排名是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小组”发布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综合了各个国家的民众健康程度、医疗卫生保障程度、家庭和睦度、就业保障程度、政府廉洁度等等多项的社会因素，进行综合排名。丹麦分别是在2012年、2013年和2016年三次排在第一，可谓是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

今天介绍丹麦教育的董瑞祥老师，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有趣和丰富：他在兰州当过中学教师、开办过公司，在丹麦卖过报、留过学，在非洲当过志愿者，还当过联合国项目工作人员，当过外资企业顾问，还当选过北京奥运火炬手，为了写作体验生活，他还在北京当过“黑车司机”。他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写作了一本书《试验人生》。在他对人生不同的尝试后，他最终将人生方向定位在了将丹麦式教育带到中国。他写作的第二本书《走进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也即将出版。那么，董老师为什么对丹麦情有独钟？他又为什么经历了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呢？

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安徒生国际师范幼儿学院”创始人董瑞祥老师，首先请董老师先介绍一下“安徒生国际师范幼儿学院”？

董瑞祥：好的。1998年我加入了一个国际志愿者组织，在丹麦接受了半年培训。然后，国际志愿者组织又把我送到非洲去当了半年志愿者教师。回来以后，我一直在琢磨：丹麦这个小国家，560万人口，但丹麦有不计其数的世界著名品牌：马士基、乐高、嘉士伯啤酒等，还有胰岛素也是丹麦人发明的，更让我惊奇的是，这个国家人口少，而成功人士那么多，丹麦国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13位，而以色列国籍的诺贝尔奖是10位，丹麦可算是世界上人均获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国家。诺贝尔奖代表了一种创造能力，丹麦人的创造能力为什么这么强？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教育。

主持人：注意到了教育对社会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董瑞祥老师是什么时候萌生了将丹麦式教育介绍到中国的想法呢？

董瑞祥:2005年的时候，甘肃酒泉有一个活动叫“走游未来”，我临时被邀请上台演讲，我没有做什么准备，就以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丹麦与中国的教育的比较”为内容讲了三个小时。结束以后，很多学生和家长上来围着我问了大量的问题，我自己也很受感染！他们问：丹麦的幼儿园学不学英语？考多少分才能上当地最好的小学？竞争怎么样？考多少分才能上大学？等等。我告诉他们，丹麦的幼儿园里孩子不学英语、不学算数，基本上就是玩，但是孩子在玩中能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人际交往、冒险精神、开阔的视野、对社会的了解等等。

主持人：是否因为大家那么热烈提出的问题，促使您希望去开办一个“安徒生幼儿师范”？

董瑞祥：对！作完这场报告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应该去办学。我在“杨东平老师21世纪研究院”工作的那段时间，跟很多中学校长聊过天，发现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得太少了！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多地去比较，把世界最好的东西拿过来。中国的工业、商业、农业经过改革开放，已经很国际化了，但最落后的有两个，一是医疗、一是教育，特别是教育，与世界先进理念的差距太大了！因此我想，假如用丹麦风格、安徒生的理念来办一所幼儿园，会怎样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很多幼儿园的园长、家长，甚至是小朋友，他们听完后，都支持我！

当然很多人一开始是不支持的。我有一位朋友是幼儿园园长，我有一天参观她的幼儿园，她问我：幼儿园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她让我给打分，满分是100分，我打60分。她很吃惊，也很失望。我说：这60分是态度分，因为你很敬业。但是，以你的教学、办学理念，与先进理念相差还很远。她问我为什么？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给她播放了很多图片，展示丹麦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天是怎么过的，大概看了半个小时，她说她理解了。我在她的幼儿园坐了一上午，看到的是这个班的同学在学算术，三、四十个孩子坐得笔直；另一个班在背唐诗；那个班在背《百家姓》等所谓国学；还有一个班在学英语……一上午操场上居然没有发现一个小孩出去玩。

主持人：既然她让孩子那样去学习，她肯定觉得那样好，她为什么意识到丹麦的“玩”是更好的呢？

董瑞祥：半个多小时她看完丹麦幼儿园的图片，听他们的生活描述以后，这位园长开始意识到哪种教育方式是对孩子的终身发展更有利。她这种方法只是短期效益，跟政府官员一样：我这一届任期五年，要出点政绩，下一届我就不管了。这很危险！幼儿园也一样，孩子上了两、三年，背会几百个英语单词、能上个好的小学就行，这是短期任务，就会影响孩子健康了。孩子学了很多东西，但那只是机械记忆，对孩子人生的帮助并不大。我家孩子小时候，也学了很多东西，后来我发现，他兴趣不大时，学的东西统统没用！丹麦的幼儿园规定不许在幼儿园教这个、教那个，但老师可以带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去学。比如有老师喜欢弹吉他，小孩愿意学，就可以教他，这没问题，但不容许用课程的方式强迫每一个学生学吉他，然后给孩子打分，A级、B级、C级。得100分的孩子兴高采烈，大多数孩子会有一种挫败感。丹麦教育认为这是对人毁灭性的打击，所以极力避免。

所以，教育是为了成就一个健康的孩子？还是一个在幼儿园就带上厚厚眼镜片的孩子？然后考小学、中学，万一考大学名落孙山或考不好，然后想自杀？北京的大学，除了两所体育大学，其它学校都有自杀的，还以清华北大居高，可想而知学生的压力。

 

主持人：您观察到的丹麦民众，他们最看重什么事？

董瑞祥：丹麦有个词：HYGGE，意思是追求一种自在、舒适、休闲的生活状态。丹麦人的穿衣打扮都很自在、自由，追求幸福的感受是丹麦人最看重的。反映在教学中，就不会强迫学生必须考多少分、家长对孩子寄予无限的希望，压力很大啊，没有这种现象。

主持人：但是很多现象是说明大家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难道丹麦人不追求更好的生活吗？他们怎么追求呢？

董瑞祥：这就是价值观，咱们的价值观太单一了。我记得几十年前，谁有一套军装、谁家孩子能当兵，就特别受人尊敬。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就很光荣。我是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在我家的小院里简直不得了！现在考上一般大学没人理你，除非清华、北大。像我们家两个外甥，一个考上哈佛大学，一个考上哥伦比亚大学，在家族中就不得了了！丹麦人的价值不是单一标准：如果你成为一个好木匠，大家很尊重你；你要是一个好农夫，大家也很尊重你；你成为一个卡车司机，一天悠然自乐，按时准点，大家也很尊重你；你成为一个科学家，也是一样，大家也不会觉得你就特别成功，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得其乐。什么是成功？丹麦的教育就是孔夫子说的那句话“因材施教”。

主持人：丹麦人他们对钱怎么看？

董瑞祥：丹麦人基本上不攒钱。我的丹麦老师去年为了支持我的事业，到来中国时为我带来两万五千克朗，这就是他最大的一笔钱了！丹麦人工资很高，但他不存钱，一个教授一个月有七、八万克朗的收入，但他的钱首先用于住一个大房子；第二用于旅行，丹麦人喜欢旅行，每个月的钱基本花完。因为丹麦的社会保障很好，不用担心生老病死。当社会保险福利做好了以后，大家没有太大压力，也就能放下许多东西了。

尽管有着将丹麦式教育介绍到中国强烈的愿望，但是，董瑞祥一无资金，二无团队。梦想要如何变成现实？他能得到丹麦人的支持吗？作为中国人，他能使用安徒生这个品牌吗？

    主持人：自从2015年那次演讲引起很大反响之后，董瑞祥老师开始与更多的人分享他的教育理想，同时也开始了丹麦式幼儿园的筹备工作。

董瑞祥：我在办幼儿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想办的不仅是幼儿园，而是丹麦式的幼儿园。我找了很多幼儿师范学院的学生来谈，发现他们的理念完全不同！这时我萌生一个想法：我为何不先办一个幼儿师范学院？我需要先培养老师，因为我不是办一所幼儿园，我希望办一千所以上，师资力量是最重要的。然后，我和丹麦奥尔堡大学的约翰纳斯教授谈了我的想法，他说：好啊！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帮你做事！我还和杨东平老师也谈了我的想法，杨老师说：好啊！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但筹办的过程，遇到很多困难。我找了兰州的一所高校去谈，几乎快谈成了，但后来因为理念的问题，没成。项目得不到资金的支持，没办法开展，我还找了很多著名的投资人，人家都不感兴趣。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我想，换个地方是否能产生新的思路？我决定去丹麦，在丹麦前后考察了差不多二十家幼儿园，公立的、私立的、大型的、小型的，蒙氏的、华德福的……各样类型。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丹麦各个师范院校去谈我的理想，没想到，在国内进展很困难，在丹麦与人家一谈，人家就说：这很好啊！我告诉他们，我现在只是有想法，但现在缺钱，我唯一有的是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安徒生教育科技公司”，是中关村企业。但是丹麦人依然很支持我。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条件下，我与丹麦的一些幼儿园就签订了合作协议，还与北丹麦大学学院、VIA大学学院签订了合作协议。

接下来，因为我要做丹麦风格的幼教，丹麦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就是安徒生。当我决定用“安徒生”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给“安徒生博物馆”发了一封信。因为安徒生没有结婚、没有后代，所有相关的事宜都由丹麦政府交给安徒生博物馆来处理。我给博物馆发了好多次信都没回音，我又请我的丹麦老师帮忙联系，也没结果。后来，我觉得应该请中国大使馆帮忙。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刘东先生觉得这件事特别好，可以促进两国文化交流，而且是公益事业，就积极地牵线搭桥，经过多方联系，安徒生博物馆的馆长终于给我回了信。他说：你的想法非常好，希望你来丹麦一趟。11月份我就飞到丹麦，见到了馆长拓本先生，他特别忙，当时他已经准备好了文件，就在2016年12月7日签署了文件，我们获得了“安徒生博物馆”对使用安徒生的名义权、肖像权的授权许可，这就是我在安徒生的家乡做成的第一件事，这对我鼓励特别大！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文化参赞刘东先生（左）

主持人：在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董老师获得了安徒生名字使用的授权。接下来，因为住在当地的一个特色旅馆，董老师又遇到了另外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董瑞祥：当时我在北菲茵市小住，我给旅馆的老板讲了我的梦想。他告诉我说，北菲茵市的市长也叫安徒生！我想，我见不到童话作家安徒生，但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安徒生市长！我直接就去了市政府，他的秘书让我留下电话号码，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接到了电话。市长安徒生说这两天特别忙，过两天才能接待我，同时市长还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要想办学的话可以去找教育局长。我就去找了教育局长，局长说：你应该去找北菲茵教育学院合作，我又去找北菲茵教育学院的院长。我把想法跟北菲茵学院院长谈了，他特别高兴，说：因为丹麦也正谋求与中国的合作，他与我的想法一拍即合！经过几次协商，我们在北菲茵学院里成立了一个系，就叫“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分院。后来，在市长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安徒生市长，也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都支持我。

在丹麦，有许多让我感动的故事：一次，在挪威中部城市特龙汉姆的HPP短期工作结束后，要回丹麦小镇博恩瑟了，我想尝试一番搭便车的感受。于是，在1000多公里的旅途上，我竖起大拇指，就有了从大货车到小汽车，从男司机到女司机三次换车的经历。一个开跑车的德国人把我带到了一个加油站，他说：“我要直行前往德国了，你可以在这里换乘哥本哈根方向的车。”我问了好几位司机，都没有找到同路人。有一对丹麦老夫妻从麦当劳吃完饭出来后，看我还站在风中翘首期盼，就去买了一份汉堡包送给我，并带着歉意对我说：“我们去前面的一个小村庄，很遗憾不能送你。”我真的好感动！

还有一次，我从德国回丹麦，已经深夜，去往博恩瑟的长途汽车没有了，第二天最早的车还有好几个小时，本来我打算就在车站等着，没想到，一位一同在车站等车的姑娘，她要离开车站时问我，要不要住到她家里去？我一下呆了，怕不好意思，可是姑娘说，她和男朋友租了个大房子，有空余的房间，可以请我去。我听说她男朋友也在，就去了。晚上临睡前他们告诉我，他们明天一早要去上课，让我自己从冰箱拿东西吃。结果第二天一早，屋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从冰箱找东西吃了，留下了一封感谢信，就走了。丹麦人这种彼此之间的信任，令我终身难忘！

作为全球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丹麦教育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在丹麦人看来，上大学、获得理想的工作，与人生的幸福有什么关系？丹麦教育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 

丹麦人自己是如何理解幸福和他们的教育的？接下来我们来采访董瑞祥在丹麦的老师、奥尔堡大学的教授约翰纳斯先生。

主持人：约翰纳斯先生您好，很高兴能采访您。首先想问您的问题是，作为一名丹麦人，生活在全球幸福指数第一的国家，您怎么定义幸福呢？

约翰纳斯：我认为，幸福感与人的精神，以及社会的政策、文化、社会的平等和福利等有很大关系。丹麦人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机构都保持着相对较高的信任度，并承诺自己要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丹麦的社会公平程度比较高，丹麦还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几乎所有的丹麦女性都可以没有顾虑地进入职场工作，对于年轻妈妈来说，我们有为幼儿以及稍大一点的孩子准备的幼儿园。另外，丹麦的教育系统，也比较有利于促进每一个个人的自主发展，这些都是幸福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对于丹麦人的幸福，您认为教育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教育能使人通向幸福吗？

约翰纳斯：教育对幸福确实起到了作用，只要它不被当做是管理一个社会或推动一种特殊政治的文化。教育应该是能促进孩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尊重孩子，而且不需要占用太多时间。教育应该培养孩子玩耍的能力，有成年人陪伴或独自一人玩耍，而孩子独立玩耍的经验能够使他们体会到生活中的好或坏。

主持人：您认为丹麦教育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约翰纳斯：丹麦教育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孩子，所有学科的学习，如数学、英语等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尊重孩子，孩子被视为独立自主的人、就像是成年人一样对待，而且所有关系都构建在语言沟通之上。教师不允许打孩子或在其方面压抑孩子的天性，孩子应该是自由的，解放天性的，而教育体系只是帮助孩子成为一名有民主意识的公民，使他们可以领会到自己将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另外，明辨性思维也是丹麦教育的核心价值，你需要用明辨性思维面对任何事物，即使是面对传统、文化。我很明确，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是否具有明辨性思维与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主持人：世界经合组织（CEOD）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您认为PISA 的测试是否能够代表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约翰纳斯：我个人并不相信或认同PISA考试的成绩，PISA只是基于学科的考试，它并不能测试作为人、作为学生的能力。

主持人：那您认为用什么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是比较准确或者合适的？

约翰纳斯：我更认可以创业公司的数量或诺贝尔得奖者的数量或其他类似的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与否。创业公司、诺贝尔得主的产生，都与教育中对孩子的尊重、对孩子独立自主的培养，以及孩子天性的解放相关联。孩子在教育中学会运用明辨性思维，与教师讨论关于任何问题的话题。

主持人：在丹麦，学生能够上大学的比率是多少呢？您认为上大学和一个好工作有怎样的关联性？

约翰纳斯：在丹麦上大学比例占总人口的30%，但是，上大学跟是否得到一份好的工作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份好的工作其实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又能很好地与他人协同合作。一份好的工作并非基于大学学历，它可以是一份熟练的技术工种或者是其它，又或者你可以是一个企业家，甚至是无业者，你依然可以拥有美好的生活。

主持人：一份好的工作您认为它是幸福的基础吗？

约翰纳斯：我认为好的工作并非是幸福的基础，休闲的时光其实也很重要，不停地在工作并不会让你感到幸福，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孩子、朋友，以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都很重要，也不断地增进了你的幸福感。

主持人：丹麦人对幸福有这样的理解，这和他们的文化有怎样的关系呢？再来听董老师的观察。

董瑞祥：我不是文化学者，没有仔细研究过。我只是感觉到丹麦社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很轻松。每个人一旦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后，他会非常投入。并不是说丹麦的大学生不学习，因为丹麦上大学不用考，你想上大学了就说明你喜欢，你喜欢了就会极投入地去做这件事，只要投入地去做，基本就成了！我给丹麦人讲我的梦想时，丹麦人不是问你公司有多少投资啊？你有几间房？几台车？那些统统不重要，而是在我描述理想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我的激情，这是装不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所以他们愿意支持我。

主持人：你前面提到丹麦有1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就是说丹麦人的创造力、创新力是很强的。您觉得是什么样的教育导致的呢？

董瑞祥：教育要合理，要尊重人性，在丹麦人的心目中，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其实，也没什么新鲜的，就像我们孔夫子说的“因材施教”，我们说了没做到，丹麦人却做到了。有一次在一家幼儿园，正好圣诞节前，孩子们要演出耶稣诞生的场景，我就问老师：是不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老师说，他们不排练，只是老师讲整个故事讲给孩子，完全由孩子根据自己的想象力来临场发挥。演完之后，孩子就自由玩耍，园长一边和我聊天一边织毛衣。这时有两个孩子打闹起来，一个孩子哭起来，园长没有管。过了一会，还哭，园长只是过去抱一抱孩子，又回来接着织毛衣。园长告诉我，孩子打架没什么对错，这是他们人生要经历的功课，他们自己要学会处理矛盾，一会就能好。结果，过了一会儿，两个孩子果然又兴高采烈玩在一起了。园长告诉我，丹麦幼儿园的老师有一个原则：可管可不管的事，不要管。比如在小树林里孩子爬树，老师就不管，只要在一定限度内，没有危及生命的，就由着孩子自由去体验。

在童话大师的故乡，是什么样的文化孕育了丑小鸭、海的女儿、小锡兵这些美好的童话？作为丹麦最具代表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传递了怎样的教育价值呢？

主持人：在您的书里面，您写了丹麦从“霸气”到“和气”的一种转化。

董瑞祥：一千多年前丹麦在欧洲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叫北欧海盗帝国。那时候，他们的国王进攻苏格兰、挪威、瑞典很多周边国家，但后面因为各种原因，丹麦国土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只有4万平方公里，但丹麦人的心胸反而打开了，有一种大起大落的感觉。就像安徒生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是个鞋匠，母亲是个洗衣工，一辈子生活条件一直很低。上帝的公平就在这里：当这方面没满足你的时候，另外一方面的能力得以拓展了。

主持人：您对安徒生的经历、他的教育是怎样理解的？因为您要办的是“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

董瑞祥：我觉得安徒生是在用童话传递一种爱，这是安徒生童话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种爱与丹麦的社会有关系、与信仰有关系。丹麦人基本上信仰基督教，如果你去丹麦旅游，几乎经过每一个大城市、镇子、村庄都有基督教堂，普遍人和人之间是信任的、是有爱的。

主持人：记得在安徒生的自传里有这样一句话：“上帝啊，请让我永远别写下一个不能够说明您的文字吧。”也就是说，他的作品就是在传递他信仰中的那种超越性的爱？

董瑞祥：对！安徒生的作品给我带来的第二个启发，是他能拓展想象力。有人说童话是骗人的，其实童话不是骗人的，就像圣诞老人送礼物一样，童话给人带来一种美好的想象。儿童期是需要想象的，想象力越多，将来的创造力越强。安徒生给我的第三个启发是：人的经历一定要丰富，不能目标太短。安徒生走过很多地方，在他去寻求教育机会的时候，他是主动出击，找了很多人。安徒生的沟通能力强，他得到了很多人的资助。丹麦的教育也特别强调培养人的沟通能力。另外，丹麦社会阶层概念不强，丹麦的部长、大臣们，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连女王都经常挎着篮子出去买菜，这就是他们的整体文化。

主持人：追求平等、追求有爱的文化特质也体现在了安徒生的童话中，安徒生是一个穷苦鞋匠的儿子，从小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他的鞋匠父亲却非常地热爱文学，带着安徒生朗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还陪他制作木偶、演木偶戏。安徒生也由此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他想当一名艺术家，他的这种异想天开在别人眼里成了笑柄。后来，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安徒生14岁的时候就独自去了首都哥本哈根谋生，虽然举目无亲又贫穷的他常常被人嘲笑和排挤，但是他也总能得到热心人伸出的援助之手，他创作的剧本得到很多人的赞赏。尤其是一位剧院的经理，非常珍视安徒生的天赋，为他争取到了一个皇家赞助的公费生的资格，上了一所教会学校。经过在学校的刻苦努力，安徒生最终考上了哥本哈根大学，就像他笔下的丑小鸭，历经艰辛和磨难变成了美丽的白天鹅。那么，丹麦人对于安徒生又是怎样看的呢？我们再来听约翰纳斯先生的看法：

约翰纳斯：安徒生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因为当时丹麦还是一个没有建立社会福利系统的国家，年幼的安徒生生活非常艰难，得不到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得不到失业的救济或者是其它方面的资助。尽管如此，安徒生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他撰写了世界上最美的童话和最美的故事。就像大家知道的，他的很多童话都是关于人的善与恶、社会的贫与富，而他通常都是站在穷人的一边。

主持人：目前，丹麦已经是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可以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条件。但是对于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国家，您认为是要先发展经济才能带动教育呢？还是由教育的发展可以带动经济？

约翰纳斯：我认为是教育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经济的发展时常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水平。当然，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也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是只存在于富人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社会福利的增长。如果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是指社会福利的增长，这种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社会公平有关。社会公平可以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感受和他们的福利如何，以及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幸福指数。我认为，即使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依然可以发展优质教育。我去过很多贫穷的国家，在那里他们拥有优质的教育，有些还包括幼儿教育。

主持人：从董瑞祥老师和丹麦的约翰纳斯先生讲述的观点，我们该怎样理解丹麦教育的特点，又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借鉴呢？我们依然来请教本节目点评嘉宾、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齐家教育研究室主任林志敏老师：

林志敏：我认为丹麦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国家重视教育，你想，董瑞祥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一个外国人，凭着他的教育热情到丹麦去游说、申请，就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使“安徒生国际幼儿师范学院”被授权办下来，而且还得到了市长的推荐，这和他们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

主持人：因为丹麦是被评为幸福指数很高的国家，其实我们从董老师在丹麦的经历，可以看到他感受到了这种幸福？

林志敏：对的。我们原来对丹麦不是太了解，对丹麦的了解只限于安徒生，但是并不知道他们现代以来对世界所作出的贡献，有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那么多著名品牌，这与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他为什么要办幼儿园呢？董瑞祥老师一定觉得基础教育的基础就是在幼儿。董老师介绍，丹麦的幼儿园都是小规模的，园长在旁边打毛衣，孩子打闹了她也不去管，园长的观念是：孩子自然就会和好，不用成年人过度地去干预，关键是让孩子去体验。孩子爬树也一样，受点小伤，贴个创可贴，继续爬！现在，我们的孩子连体验自然的幸福都没有了，师范毕业的老师只知道看孩子、管孩子，真不知道怎么让孩子自由地发展成长。董老师在丹麦感受到人和人相互非常信任，这就是他们教育的成果。我们的教育里面掺合了很多人和人的不信任，比如像这种口号：提高一分要干掉千人。人和人之间是互助呢？还是互害呢？

主持人：也就是说，如果社会倡导的是一种竞争文化的话，那么对教育本身是不利的？

林志敏：对。我们讲的教育有两个概念，狭义的是教育的方法，真正讲的是教育的理念。技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学，但背后的理念是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改变的。

主持人：从安徒生的经历里面能看到丹麦教育的特点吗？

林志敏：应该可以看到。一个人之所以能在一个社会里成功，是跟整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也体现了他的思想理念。比如《海的女儿》，很多人认为《海的女儿》就是海里的公主在追求人间的爱情，但是在童话的最后，安徒生清晰地表达了，海的女儿是在追求“不朽的灵魂”，表示了安徒生的内在理念：人要追求一种永恒、追求一种伟大而高尚的目标。《丑小鸭》也是一样，天鹅就是天鹅，即便当时没被认同，本质也是天鹅，这些理念都是非常积极、非常向上、非常光明的，这是他有信仰内涵所体现出来的，跟整个的社会文化分不开的。丹麦之所以成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在于顶层设计者的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是从教育获得的。

主持人：对于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很多人也会认为，是高福利带来了教育的发展，您怎么看？

林志敏：我们一直倡导教育先行，丹麦的约翰纳斯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即便是经济贫穷、经济落后，照样可以进行优质的教育，关键要理念先行。优质教育不是硬件优质，而是思想优质。比如教育的公平、教育的前瞻性、教育互助的思想，特别是要对儿童、被教育者价值认同的思想，尊重教育对象的思想，这就是真正的优质教育。现在我们对优质教育有误解，认为有空调、有投影仪才是优质教育。丹麦之所以成为高福利的国家，与他们的优质教育是分不开的，而优质教育肯定是在高福利之前。

主持人：您认为丹麦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借鉴呢？

林志敏：丹麦教育给我们最好的借鉴，就是一定要在教育里面保留伟大而美好的传统。丹麦承传了他们传统的思想，就是人和人的平等、彼此的尊重，他们的信仰所散发出来的理念一直承传着。而我们的文化也有我们的美德存在，有许多的东西是人类共通的。董瑞祥老师为什么引入丹麦的教育？并不是丹麦的教育方法有多先进，最关键的是董老师看到了方法背后闪光的东西：人和人互相平等、人和人尊重价值。不能通过教育把谁比下去，而是通过教育让每个人得到提升。我们教育出来的人都能对整个社会、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那么，这样的高福利就不单单在一个国家里实现，让幸福在每个国家里都能实现，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梦想、教育的目的。

主持人：谢谢林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