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一样，在中国每当讨论到公立教育体系的时候，人们使用最多的词都与「失望」有关，例如「问题」、「亟待改变」等等。但是，这真的是就是公立学校的现状么？我们的公立教育真的如此「糟糕」么？当下我们的教育变革是否真的就可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呢？

今天，探月的公号向大家推荐一篇文章 How are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Really Doing?（《美国公立学校的现状究竟如何？》），作者是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Lowell）校区教育系助理教授杰克·施耐德（Jack Schneider），也是《除了考试成绩：衡量学校质量更好的方法是什么？》（Beyond Test Scores: A Better Way to Measure School Quality）的作者。他在本篇文章中，讲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也许我们正在编造着一个有关教育系统正在走下坡路的故事，因为只有这样讲述，我们才会将教育失败的责任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而不是局限在每个人的身上。他呼吁公立教育应该去拥抱更为多元的评价体系，对于那些在原有体系里不被认可的孩子，我们应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们成功。

美国公立学校的现状到底如何？

这一问题是探讨所有美国现代教育政策的基石。然而众所周知，要回答这一问题也格外的困难。在美国大约 13,000 个行政区域内，遍布着近十万所学校，教育事业的规模之大，是任何团体里的个人都难以去完全看清和充分体验的。

虽然了解每一所学校的现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还是有一个答案在过去 40 年中浮现出来：美国学校令人失望。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回到基础学科」（Back to Basics）运动开始，到《危险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一书出版，人们对公立学校诟病日益增多，1983 年达到了顶峰；直到「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 NCLB）法案」（又被叫做“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CLB 在每年会对学校通过标准化测试的方法进行评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达到政府规定的标准水平），公众的态度才逐步开始转向中立。今天，当我们仍然在探究公立学校的真相时，对教育政策持悲观态度已经成为了一种范式，公立教育的危机看起来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这种流行观点的出现也许能佐证这种悲观论调的胜利，却不能说明学校质量真的在变差。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比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这段时间里学校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人们对美国公立学校的信心骤减。根据 1975 年一项盖洛普调查的数据显示，有 62％ 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对美国公立学校有「极大的」或「非常大的」信心，然而到 1983 年，这一数字下跌至 39%，并且此后再也没有超过 50%。

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公众信心徘徊在 30 高位，到了 1995 年、1997 年达到 40 的顶峰，到了 21 世纪的前十年，仍然保持在 30 多的区间。新的低谷出现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当时「有教无类法案」的失败已经开始清晰地显现，接着公众的信心指数在 2012 年跌到了 29%，同年联邦政府开始发布「有教无类法案」问责机制的豁免权，人们对于公立教育的信心指数跌到 29%，在 2014 年又继续下跌，达到了历史新低 26%。

如果美国公立学校的质量真的有所下降，那么公众信心的下滑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事实上，这种信心的下滑可能仅仅是充满参与热情的公民表现出来的一种健康民主政治的反应。

不过这个想法，并没有有力的证据可以支持。

虽然在通过「有教无类法案」之前，联邦政府从来没进行过任何综合性的标准化测试，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政府一直都在通过美国“国家教育进步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NAEP）来跟踪观察学生的表现。但是 NAEP 并不是覆盖每个学生，也不是年年都进行的，和其他标准化测试一样，它的测试范围十分有限：主要关注基础的学术技能和学习过程。但是，即使是这样，NAEP 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测试结果仍然没能表明学校质量有所下降。在阅读和数学两项基本学科里，9 岁、13 岁、17 岁三个年龄组的学生现在的分数都要比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学生高。

当然，标准化测试的分数只是学校质量的一个粗略表现。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热情有多高、他们有多认同学习的价值、他们怎样培养公民素质、他们在社交和情感发展中有多健康，这些分数都不能够在其中体现。我们的档案室里塞满了标准化测试的分数，却极少有纵向数据记录许多其他我们希望学校能达到的标准，而这也表明了国家的态度，政策的轻重缓急。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对于学校表现的综合评价的。每年，斐德塔卡帕（Phi Delta Kappan, PDK）民意调查都会让美国公众为自己孩子的学校打分。事实上，如果公立教育的质量确实一年不如一年，家长们是肯定会发现的。但是 PDK 的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满意度水平相当稳定，每年被问到自己孩子的学校怎么样时，约有 70% 的家长都给出了 A 或 B 的成绩。

有些人指出这是因为家长们对当地学校的情况不甚了解，然而研究表明，家长们对于自己孩子和其他同龄孩子学校的情况其实是十分清楚。

由此看来，对于学校的抽象观念即「国家的」学校，遭到了没来由的误解，而对于现实世界里的具体的一所所学校的满意度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稳定。今天，对国家公立学校有着「极大的」或「非常大的」信心的美国人已经大幅度减少，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这样认为的，而这一数字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时候，则将近三分之二。与此同时，其实我们的公立学校并未发生什么更为糟糕的情况。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信心的减少呢？有人假设说，这是因为人们对更广泛的政府机构信心的降低。但是其他盖洛普调查的结果表明，对于政府机构的信心在近十年内完全没有减少过，对于国会的信心出现了骤减，但是对于军事和中小企业的信心却急速飞涨，对于工会和警察机关的信心则一直相对稳定。

相反，似乎是有关国家改革的一些豪言壮语，使得人们减少了对学校质量的信心。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人一直都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公立教育的危机言论之中。1983 年，《危险中的国家》的作者甚至宣称「如果有什么不友善的外来势力想要把现在二流的教育表现强加在美国身上，那么我们最好把这种行为视为战争行为。」

2002 年小布什总统（President George W. Bush）签署「有教无类法案」法案时说到，需要「让千家万户摆脱公立教育的失败」。在最近一次关于公立教育的讲话中，基于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编者注：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是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筹划的对全世界 15 岁学生阅读、数学、科学能力为代表的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最早开始于 2000 年，每三年进行一次。）的结果，现任教育部长 Betsy DeVos 悲叹不已：「美国学生在全球排名靠后，阅读第 23，科学第 25，数学第 40。」

不仅是政治家们持悲观态度，政策倡导者和慈善家也都例行公事般地不断责难美国公立教育的现状，将之作为实行他们开出改革药方的序幕。比如亿万富翁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Laurene Powell Jobs，为苹果公司创始人 Steve Jobs 的遗孀）在解释由她资助的 XQ 「超级学校」（Super School）计划的目标时表示，需要「抛弃现有计划，改革已经岌岌可危的破碎体系。」甚至随便翻开一本书，就会发现每一本书都在告诉人们公立教育有多么糟糕。在谷歌图书 Ngram 搜索引擎上随便搜一搜，就会发现 2008 年「令人失望的学校」这一词语出现的概率比 1975 年时高了整整 100 倍。

这一豪言壮语也得到了极度干涉主义改革的支持。每年，数十亿联邦经费和慈善捐款都用于了学校改革，自小布什总统开始，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也都将教育作为行政事务的重中之重。

然而，讽刺之处在于大多数学校可能并不需要改革。当然，没有学校是完美的，也有很多学校需要我们的关注和投资。但是对于那些情况最为糟糕的学校来说 —— 通常在这些学校里集中着那些最为贫穷、最劣势的学生 —— 它们的问题很难用彻底的、大规模的改革来解决。颠覆式的行动在私营企业得到高度赞誉，却恰恰是学校避之唯恐不及的。相反，它们需要的是能够解决像学校融合、补偿金之类问题的大胆政策。

那么总的来说，美国学校的现状如何？

大多数情况下其实都还好，甚至比以前都要好。

但是，学校不只是去反映出国家的物质是否繁荣，他们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出人们的道德是否贫瘠。我们的学校既敞开胸怀又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这恰好表明了对于一个学校体系，谁可以被纳入其中，而谁又不得不被排除在外。大多数人大可以说我们的孩子得到了最优质的教育，但究竟谁家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呢？他们的长像是什么样子？他们晚上又都在哪里过夜呢？

有关美国学校失败的改革论调既过于激烈又未切中要害。我们的学校还没有失败呢！大多数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好学校一样。即便是那些不那么成功的学校，问题也不在于工会、官僚制度、或者没有其他选择，而是在于我们自己。问题在于我们敞开的胸怀还不够。

因此，也许对于公立教育进行重置，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该再去讲述一个很大程度上并不真实的故事，虽然这个有关教育系统正在走下坡路的故事，可以免除了我们的个人责任。相反，也许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开始讲述另一个故事，一个有关教育系统会成功的故事。对于我们敞开胸怀共同接纳的人，这样的教育系统能让他们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对于那些我们共同拒绝的人，这样的教育系统也能够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成功。

如果学校让人失望，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