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华人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金融学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

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快乐

越来越多的孩子从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乐，不快乐的时间一再提前。

现在的学校似乎只提供一张毕业证书，越来越难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和。学生反社会的行为越来越严重。

教育的价值在于唤醒每一个孩子心中的潜能，帮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却特别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这是一个令人尴尬而又痛心的老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一个现象，看起来也是悖论：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中美教育的“悖论”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然而，当下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我们的教育是有效的吗？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到底什么才是有效的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帮助人们实现了教育的目的。

然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我们——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已经渐渐忘记了教育的目的。

恢复高考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累，却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

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教育的实质不仅包含知识训练，还涉及社会和人生的伦理学训练。

古代中国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学生们通过反复阅读经典的经书来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务，进而服务于国家和天下苍生。

科举制废除之后，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颠覆性变革，中国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语言、学制和评估体系。

这一源于特殊历史环境下的教育体系尤其强调功利性，即认为教育只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存在的：读书是为了救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等等。

到了当代，教育更加呈现出相当显著的工具性特征：学生们希望通过教育获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们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考试，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

如果教育不能让他们实现这些功利目标，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教育——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读书无用论”渐渐开始抬头的思想根源。

教育需要“不实用主义”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

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

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

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

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而不是塑造；知识绝非他人所能传授，而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

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

美国学校教育是一个观察、发现、思考、辩论、体验和领悟的过程，学生在此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资料、得出结论的技巧和知识。

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与此相反，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硬塞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

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或许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言，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死记硬背、繁重异常的基础教育，令中国学生普遍地厌学、不喜欢思考、动手能力差。

根源在于“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对心灵的自由滋养，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会把完成通识教育作为学生获得学会的一个必要条件。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说：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而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 

简单来说，通识教育不强调专业本身，而是着重培养人在思维，艺术，历史，哲学等方面有所进步。

中国教育侧重于专业技能的养成，而美国教育则相反，他不培训专业技能人才，却因此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诺贝尔获奖者，推动世界的发展。